教育中信息技术用途及限度的伊德技术现象学分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良辉,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系副教授(浙江 杭州 310028)。

原文出处: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弥漫着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缺乏对其应用方式与限度的理性分析。以当前技术哲学主流的技术现象学,特别是美国著名技术哲学家伊德的“人-技术”关系现象学作为分析框架,来理性分析教育中的信息技术应用是必要的。技术现象学中最基础的问题就是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伊德指出人与技术存在4种关系,即具身关系、解释关系、它异关系与背景关系,这4种关系形成了“人-技术”关系的连续统,具有较好的理论自洽性与普适性。用这一框架来分析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则分别对应于教育传播技术、教育数据挖掘、教育游戏技术和默会教学法。作为“双刃剑”的另一面,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限度应重点考虑技术对人的知觉的片面转化、人工智能的局限和技术的文化适应问题。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2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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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195(2012)04-0015-06 doi10.3969/j.issn.1009-5195.2012.04.003

      人类对技术总抱有天然的乐观情绪,这种情绪激励着人类对技术的孜孜以求,乃至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不经意间都转化成了技术制品,人类社会也越来越成为一个技术的世界。但是正如霍克海默与阿道尔诺(2003)在《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中所说的“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随着人类世界的技术化,技术的问题越来越成为问题,对技术的乐观情绪甚至以一种相反的方式宣泄出来,《增长的极限》、《寂静的春天》、《只有一个地球》这些萧瑟的书名代表着某种对技术的悲观。

      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最显赫的技术,从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到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再到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人类社会在21世纪初期基本完成了对信息技术的启蒙。在教育中,信息技术的使用也非常普遍,大家凭着对信息技术与生俱来的乐观心态,热情地探索着信息技术的应用,大量的研究聚焦于如何应用信息技术以有利于教育,但对于信息技术为何有利于教育、是否永远有利却语焉不详、缺乏论证,对信息技术的限度缺乏应有的警觉。

      我们既反对对信息技术的盲目乐观,也反对因悲观而一味地排斥信息技术。实际上,随着技术问题的日益凸显,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对技术问题也青睐有加,大量的技术哲学著作问世。我们认为,借用技术哲学的成果来指导对技术的理性应用是教育技术的应有之义,特别是新近的一些成果都企图在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之间寻求一条理性分析的道路,这为我们分析教育中的技术问题提供很好的借鉴。本文将用伊德(Don Ihde)的技术现象学来分析教育中的信息技术,试图指出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可能用途及其限度,以期为我们理性思考与评价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提供参考。

      二、伊德技术现象学的分析框架

      在技术哲学不长的历史中,早期著作关注的是作为总体的技术,具有浓重的超越论色彩,这种超越的或者说形而上学的倾向往往导致对技术的消极态度。但是这种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1997年荷兰的阿特胡斯(Herman Johan Achterhuis)在其主编的《从蒸汽机到受控机体:在新世界中思考技术》①中说:“大约20多年前,出于对现存的经典技术哲学研究方法的不满,那些研究技术文化新进展和新技术的设计问题的哲学家们开始领导一场带强烈建构主义特征的经验转向潮流。”这里提到的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被认为是近年来技术哲学最为重要的特征,阿特胡斯分6章介绍了6位“经验转向”的代表人物,其中4位出身现象学传统,因此可以说,如果“经验转向”是当前技术哲学的主要倾向的话,那么现象学的技术哲学更是其中的主流。

      技术现象学主要指那些用现象学的方法或理念进行技术研究的学问,代表人物有法国的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美国的伯格曼(Albert Borgmann)、德雷弗斯(Hubert Dreyfus)与伊德等。作为当前仍活跃在技术哲学一线的学者,伊德成名较早,他于1979年出版《技术与实践:一种技术的哲学》被认为是第一部用英文写成的技术哲学著作。清华大学的张来举博士早在1994年就撰文介绍他的技术哲学思想,2000年后曹观法(2004)、韩连庆(2004)、陈凡与曹继东(2004)、杨庆峰(2005;2007;2009)、曹继东(2006;2010)、舒红跃(2006;2008)、吴国林(2009)、宋洁(2010)、周丽昀(2010)等对伊德的技术哲学思想展开了全面研究。国际上对伊德技术哲学的研究也比较多,甚至出现了伊德学(Ihdeology)一词,他的后现象学、工具实在论、物质诠释学等都被反复诠释与运用。本文所引用的“人-技术”关系理论更是作为伊德技术现象学的分析基础被广为引用。

      伊德技术现象学中最基础的问题就是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没有孤立的人,也没有孤立的技术。技术是由人创造的,也是被人使用的,技术只有在使用中才能称其为技术。人在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必然会牵涉到技术,即人通过使用技术创造自己的生活世界。由于他的技术现象学关注技术如何调节人与世界的关系,通过人与技术的关系来理解技术在生活世界的意义,因此他的技术现象学又称“人-技术”关系现象学。本文引用的技术现象学分析框架主要是唐·伊德(2008a)提出的人与技术的4种关系,即具身关系(Embodiment Relations)、解释关系(Hermeneutic Relations)、它异关系(Alterity Relations)与背景关系(Background Relations),这些关系组成了伊德技术现象学的基础分析框架。

      “具身关系是指人们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包含物质化的技术或人工物,当这些技术或人工物融入到人们身体的经验中的时候,这种关系便直接参与了人们的知觉能力——在视觉上,人们的视野是由眼镜或目镜为中介的;听觉是由移动电话作为中介的;在触觉上,人们用探头的末端来感觉远处所研究的表面的结构。”(唐·伊德,2008b)换言之,当人与技术处于一种具身关系的时候,就像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技术成为了人体的一部分,跟人体一起与世界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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