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D52 一、治理定量研究背景及其进展 20世纪初，从心理学家尝试识别和测量智商开始，整个社会科学界都在设法对抽象概念进行数量化测定。这种学术努力体现在将统计技术应用于公共行政领域，测量公共服务绩效；在政治学中，测量治理、民主、政治态度和认知等概念；在社会学领域，测量社会行为与社会结构分层及变迁等。这些“量化在人们对专家作出公正分析的认知中起了关键作用”。①但社会科学测量的对象毕竟不像物理学等那样能够直接计算出精确数值，社会科学家往往由于面临直接测量的观测变量及样本选取困难，或测量成本太高而常使用替代变量测度。随着各种新兴测量技术和理论模型的快速发展以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转向，促使基础理论和实践应用相结合、价值和科学方法相结合，治理定量研究成为政治学领域的新焦点。 治理定量研究一方面是基于定量研究方法的进展，另一方面也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领域内研究者和实践者对“治理”问题的关注。据估计，“可供用户使用的综合治理指标大约有140种及数千个单项指标”。②在所有的指标中，世界银行开发的世界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被认为是当前诸多治理定量研究中严谨度高、影响力大、使用面广的综合指标之一。 指标的创立者考夫曼(Kaufmann)等在1999年首次公布了世界治理指数，提供了可比指数和多层治理测量相结合的新途径。他抽取25个(到2009年已经上升为32个数据源)不同来源(如公共部门、商业机构等)的第三方的有用变量，进而重新调整为WGI六项指标。③新聚合而成的六项指标具体如下：(1)表达与问责(Voice and Accountability，VA)：测量一国公民在选举政府领导的参与程度，以及言论、结社和新闻自由；(2)政治稳定与无暴力程度(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PV)：测量人们对政府稳定、政治暴力或恐怖主义等事务的感知；(3)政府效能(Government Effectiveness，GE)：测量政府公共服务，政策制定及执行水平，职业文官工作与独立于政治压力的能力，以及政府兑现政策的可信度等；(4)监管质量(Regulatory Quality，RQ)：测量政府为允许和提升私人部门发展而形成和执行良好政策监管的能力；(5)法治(Rule of Law，RL)：测量社会成员对社会规则的信心和遵守规则程度，特别是法律执行水平及发生犯罪和暴力的可能性；(6)腐败控制(Control of Corruption，CC)：测量把公共权力用于谋取私利程度，包括各种形式的腐败，也包括国家被精英和私人利益“俘获”的程度。“WGI采用综合聚类方法形成此六项指标，较之单独数据来源包含了更丰富的内容，让治理问题的相关探讨更加实证化”。④ WGI在同类指标中表现出色，还由于设计者记录和初步公开了构造指标的方法，较为清晰地表明了其数据来源及测量设计思路。同时，WGI采用统计学上比较合理的路径，注重精确性，并计算和强调了指标估算(Estimated Indicators)带来的误差。加之，WGI数据库覆盖范围广，尽管有某些缺失值，它依然覆盖了高达213个国家和地区，从而弥补了以往其他测量指标覆盖面狭窄的不足。此外，WGI还提供颇为有效的治理指标分类学方法，区分并整合基于专家意见的治理指标和基于调查结果的治理指标类型，实现将专家评估和抽样调查相混合的指标聚类来测量现实规则的可能性。WGI在1996-2009年间发布了10次分析报告，考夫曼等人还为介绍数据库情况撰写了大量论文。其良好的设计规划和稳健的持续性受到研究者和实践者愈来愈多的关注，被用做解释变量来分析世界各国的发展。该指标也被决策者所采用，如美国“千年挑战对外援助项目”声称，要注重援助那些治理良好的国家，并使用WGI的5个指标以及其他11个指标来决定一国是否有接受援助的资格。据世界银行统计，风险评估机构与非政府组织等也有采用，如国际开发协会在形成对一国政策和制度的评估时的判断依据就是通过WGI实现的；世界银行前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把关于腐败的议题带入世界银行与借款人的谈判当中，其继任者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tiz)继承并强化了这个做法，世界银行当前正根据治理水平来确定借贷国贷款资格及额度。这种援助方根据治理和水平设定援助条件的例子，在当前国际援助中比比皆是。 二、治理定量研究的应用与误用：WGI的现实困境 WGI虽然已成为研究者和决策者参考的重要标准之一，但没有任何治理测量能达到完美，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所面临的难题。若从WGI指标在具体实例中产生的效果来看，至少在治理质量与性质判断、治理质量改善提升方向等方面无法实现预期目标。 首先，应用WGI可能无法实现对一些国家治理质量的准确判断。当前国际社会对特定国家减少贫困的援助中常考虑治理水平高低因素，并借助WGI进行跨国比较评判。但低收入经济体中的资源分配政策常是基于多因素考量下的方案，单独使用WGI作为评判依据，容易产生一些与现实相悖的结果。如印度处在“政治稳定和无暴力”指标排名的末端，而这一结果并没有反映印度的现实。 再如，WGI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在六项治理指标中位于全球排名末端，治理质量恶化将对其区域国际贷款、外商直接投资带来显著影响。而现实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非洲投资回报率便开始高于其他发展中地区。据国外学者调查，1995-1998年间，美国企业在非洲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回报率接近23%，日本企业在非洲投资回报率为33%，而同期美国企业在亚洲和大洋洲投资回报率为13%，在欧洲投资回报率为10%。⑤因此，20世纪末以来流入非洲的外商直接投资呈快速增长态势。WGI对非洲治理质量的判断，对非洲国家矿产资源的勘探与开采投资热的影响显得微不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