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诠释的地位和作用 文化分析中的诠释理论关注的是塑造行为与制度的意义及其样式。它的基本认知是，只有理解了相关的意义，才能正确地理解人的行为。因此，诠释理论之所以关注信念或意义，是因为它在行为、实践和制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为行为、实践和制度设定其运行的规则和框架。诠释理论具有反实证主义的特质，认为人们生活的意义特征使得自然科学的分析模式不适用于政治现象的研究。 诠释的作用来自于两个基本的假定。第一个假定是，人们是根据自己的信念与偏好来行动的，因而可以通过研究相关的信念与偏好来解释人们的行为。然而有人指出，人们无法证实信念与偏好，所以这种解释也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因此，他们试图通过把人们所处的实际状况与行为联系起来的理性主义方式避开信念，例如，认为阶级地位与投票指向相关；认为理性会导致人们在通货膨胀时提高利率。而文化主义却不这样认为，由此，文化分析的第二个假定就是，在很多情况下，无法根据客观事物，诸如人的社会阶层、种族或在制度中的位置，来解读人的信念和偏好，这是对理性主义的批判。这种对信念和偏好的纯体验的不可能性，意味着不能把它们简约为纯粹的介入性变量，例如，当一位候选人去竞争某一职位时，有些人会把这看成是对于权力、利益和政治抱负的追求，但在他的家族看来，这更可能是在继承家族传统，甚至是一种应尽的义务。美国有大量的家族政治世家①，一方面，其家族中的许多人既不从政也不关注政治，另一方面有一些人却在家族政治传统的感召下把从政作为一种使命。在这里，人们是根据自己的特定观念来定位他的行为，因而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这两个假定从不同方面说明了诠释的重要性，说明诠释可以解释社会生活的某些特征，而这是其他理论所难以解决的。例如，在对一项政策是否尊重了人权而进行争论时，人们需要弄清事实，而这首先需要了解具体社会的状况或人权的背景，它的人权观念的内容与作用，否则，如果人们根据一个社会的人权标准来要求另一个社会的人权行为，就只是形式上而不是内容上的平等，因而就很难在真正平等的意义上对话。 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60年代，100多年的时间里，澳大利亚政府曾立法强制对土著人采取同化政策，成千上万的土著儿童被从家人身边带走，接受白人的抚养和教育，这些土著儿童被禁止说土著人语言，从此成为澳大利亚“被偷走的一代”。尽管澳大利亚政府最初实施这一政策是基于为土著儿童着想的良好目的，但是把土著儿童与他们的家人分开产生了长期的负面后果。《带他们回家》调查报告指出，那些被强制带离家园的土著儿童成年后会更容易陷入贫穷，更容易犯罪，也更容易缺乏自信或患上精神疾病。澳大利亚土著人领袖多德森认为，作为澳大利亚政府强制带走土著儿童政策的后果是澳大利亚土著人社会的畸形发展，土著人家庭破碎、酗酒和吸毒的现象非常普遍。土著人青少年犯罪率比澳大利亚青少年平均犯罪率高30多倍，土著人群体自杀率也是澳大利亚各个族群中最高的。多德森说：“每个故事都蕴含着各自小小的悲剧，而这些悲剧加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民族的悲剧。”今天的澳大利亚土著人仍然是该国最贫穷的社会群体，他们中许多人都在偏远的内陆定居点过着简陋的生活②。2008年2月10日，时任澳大利亚政府总理的陆克文正式向土著居民道歉，现在，澳大利亚全社会都认识到了这一历史事件的错误。所以，白人收养土著儿童，尽管给他们提供了更充沛的物质和现代教育，但这种强制性改造却使土著人改变了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去根化给他们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悲剧。 诠释在对支撑社会实践的思想和语言习惯进行分析的领域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对国庆节意义的诠释。国庆节的纪念仪式包括阅兵、游行、歌舞和休假等活动，当完成这一系列的仪式和活动后，才意味着这一法定仪式的完成。而要理解其中的意义，就要理解它产生、变化和成为法定仪式的内容、时间和背景，尤其是精神意义，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意义结构，它就不会构成特定的国庆节③，而只是一般意义上或其他特殊意义上的休闲和游行活动。 诠释的不可或缺性是与科学方法难以完全而充分地解释政治现象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根据他们的信念与偏好行事，但是却无法对那些信念进行证实，因此，当人们试图去解释信念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联时，却发现这种在自然科学中可以明确找到的关联性，在这里似乎并不存在，至少是无法确定。然而，我们还是可以通过阐述信念、愿望、意图与行为之间的条件性的、自愿选择的关联性来解释社会和政治行为，这样，政治研究就依赖于叙事形式的解释。我们通过讲述一个关于它们是如何形成以及如何被保存下来的故事，来解释行为、实践和制度。在这里，叙事成为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就如同普遍性的规则和理论是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一样。叙事诠释的特征和定义就是使用信念与偏好来解释行为，它具有一定的时间顺序，并包含诸如背景、特征、行为和事件这些要素。这种叙事结构与我们对客观世界的特定认识相关。 一般来说，对意义身份的强调就意味着把诠释作为文化分析的中心，它重视来自日常生活的含糊的和碎片化的因素所蕴含着的意义，认为社群和个人的叙述和理解可以型塑和展现关于世界的意象，而在意象世界中可以找到关于社会和政治关系是如何组织和运作的丰富的解释。然而，只提供个体的描述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一个中介，外人是无法理解的④，而将文化与行动联系起来需要精细的本土化以及社群学或民族学的知识和经验，没有对不同背景的理解，就很难从精细的、高度背景化的、隐含的诠释中推导出深刻而丰富的意义来，因此，只能在文化的比较中建构解释。 在对政治现象的文化分析中，对社群的日常生活进行解释的主要的操作方法是社群学或民族学的实地考察、深度访谈和对案例包括事件、神话和仪式的深度分析等，最终通过成文或口述的材料形成解释。这种解释就是要从行动者的角度来理解为什么他们会以某种行动方式行事，以及这与特定背景的关系，进而对其做出“合理的”的解释，并说明其他解释的不合理性。然而，在行动者所提供的故事之意义与研究者对其理解之间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就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文化沟通，以建立起既能让文化中人也能让文化外人理解的诠释。文化主义者寻求通过以下的方法来进行这种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