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6月，在瑞士小城达沃斯，卡西尔与海德格尔之间爆发了一场引人注目的争论。在会议中，海德格尔提交的论文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为形而上学建基的任务”，卡西尔则讨论了哲学人类学的三个问题：空间、语言和死亡。从表面看来，两人的争论源自对新康德主义以及康德哲学的不同阐发，实际上，真正的分歧则潜在于对“主体性”问题的认知差异上。卡西尔的象征符号哲学预设了一个启蒙式的自我透明主体，人类主体的创造能力就体现在挣脱神话意识的束缚，并逐步走向形式创造之无限自由的过程；海德格尔则认为，有限的人类主体不可能在认识论上彻底摆脱内在于存在机制中的神话意识。海德格尔对卡西尔的驳斥就集中在启蒙主义神话学所预设的先验主体上，这与他对“技术”的批判紧密相关。神话与技术具有某种同源性，都隐含在被称作“装置”的秘密构型中。透过“装置”的双重起源，本文试图勾勒神话阐释的两条路径，并表明神话阐释的真实意义在于人类生存维度的更新，而非单纯的认知模式上。但为了避免这种真实意义再次沦为神话，这一意义不能被区隔或占有，仍需被打断。简言之，神话阐释探求的是一条突破神话的思想之路。 一、达沃斯辩论：神话与主体 卡西尔和海德格尔之间有关神话的论争是一个持续的话题。1923年，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的一个脚注中就指出，“卡西尔把神话的此在变成了哲学解释的课题，对某些概括的指导线索进行了探索，可供人们用于人种学的研究。但从哲学问题的提法方面看尚有疑问：解释的基础是否充分透彻?[……]或者说这里是否需要一个新的源始的开端?”(60)。卡西尔的象征符号哲学仅仅将神话之此在作为特定的理解模式，而海德格尔追问的则是神话的现象学起源。1928年，海德格尔还为卡西尔的《象征符号哲学》(第二卷)写了一篇书评(Heidegger 32—45)，主要反对其神话研究中所预设的具备意识自发性的主体。 在达沃斯辩论中，两人的分歧则围绕对康德哲学的不同阐发上。海德格尔将康德的认识论转化成了存在论，在《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一文中，他就将《纯粹理性批判》的目标解释成为形而上学进行的一种奠基，“在其最内在的本质中把形而上学领会为对纯粹理性的批判，而另一方面则应当把形而上学在其可能性和界限之内理解为‘人的自然倾向’”(98)。于是，“形而上学问题是某种基础存在论的问题”(“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81)。由此，卡西尔指责海德格尔篡夺了康德的问题领域，未能遵循康德的二元论原则，以及由此派生出现象与物自体(自在之物)、感性世界与理智世界以及经验和理念的两元区分等等。①不过，卡西尔的这一反驳是相当无力的，他仅关注了康德明确说出的东西，将康德的区分作为现成物接受了下来。海德格尔则拷问康德未曾说出的东西，认识论问题上的二元论不仅不能成为思考的起点，反而是一个疑点，这恰恰是康德在“揭示主体的主体性时，在由他自己所奠立的基础面前退缩了”(“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105)。面对“物自体”，表象性知识(其形式依赖于先验感性和先验逻辑)遇见了前所未有的障碍，知性不再发挥作用了，人类主体在“无基础的深渊”面前退缩了，这表明了人类认识的有限性。 卡西尔也承认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但他在康德的伦理学中又看到，决然命令中包含着某种超出有限生物的东西，这使得超越成为可能，伦理领域的这种越度就是自由。“人不可能从其固有的有限性跃入一种实在论的无限性。但他可以并且必须具有能将他从其生存的直接性中引入到纯粹形式的区域中去的越度”(“卡西尔与海德格尔之间达沃斯论辩”219)。由此，卡西尔将“自由”理解为人类符号创造能力的无限性，先验想象力的图型论为这种越度提供了基础。“人是符号的动物”正是卡西尔的著名命题，他的重要著作也几乎都是对这一命题的优雅表述。象征形式被界定为知性自由的能量与表达，这一自我创造的形式是反对经验主义的，这种精神自发性渗透了人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在语言、艺术、神话以及科学中。 哲思活动的基本特性是内部超越性的解放，对此，海德格尔也是认同的，但是这种解放的意义并不在于“对于意识的构形图像而言成为自由的。恰恰是要进入到此在的被抛状态中，进入到那种包含在自由本质中的冲突之中”(“卡西尔与海德格尔之间的达沃斯论辩”222)。人类的自由并不是在“创造”而是在“领悟创造”的意义上才成为自由的。对康德而言，“自由”属于实践理性的范畴，是对绝对律令的遵循而非知性或想象力自发的形式创造，“若自发性被认为是自由的话，关于自动机自发性的意识就会是一个幻觉”(《实践理性批判》110)。因此，海德格尔对卡西尔的文化象征哲学提出了严厉质疑，“将人在其最内在的有限性——即他需要‘存在论’，亦即需要存在领悟——这一基础上当作‘创造性的’、因而当作‘无限的’来理解，同时恰好这个无限本质的观念又无比残酷地把某种存在论从自身中驱逐出去：这样做难道是有意义的和正当的吗?”(“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133)。 卡西尔试图从符号形式内部去理解文化形式在人类生存层面发挥的作用，也试图从前逻辑的角度去理解神话意识的丰富内涵，但他对神话的理解仍然是在科学占主导地位的认知模式下施行的。因此，当他将神话视为人类意识的自发表达时，他仍坚持在神话和神话的祛魅形式之间做出区分，即神话思维并不能意识到世界是人类创造的，而“去神话”的世俗智慧则明白象征仅是只能如此理解的符号而已。这种对待神话的方式实际上已经将“自我透明的启蒙式主体视作人类发展的终点”(Gorden 135)。“神话”在海德格尔的哲学思考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不过他认为“神话”与他谈及的“日常性”(everydayness)紧密相连。“神话”就弥漫在尚未被完全把握的存在领悟与存在机制上，也组建着人类生存的基本维度。这意味着不能预设一个与客体相割裂的主体，相反，对神话意义的探究只有从主体的“被抛性”(throwness)，而非“自发性”(spontaneous)出发才是可能的。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