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3)06－0007－03 自由教育，这个从表面看充满了“高贵气质”的字眼，人们常把它和职业教育看作一对对立的范畴，并据此认为它似乎和“实用”无缘。事实果真如此吗？从实用的视角对自由教育这一概念进行历史的审视，不仅可以让我们看清其在“自由”光环笼罩下的实质，而且能够帮助我们去体察社会等级制度对人们的教育观念所施加的严重影响。 一、亚里士多德：自由人的教育 一般我们都会把自由教育的源头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然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他曾直接使用过这一词汇。亚里士多德关于教育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的《政治学》里。在这部著作里，他只是把人分成“自由人”和“非自由人”，从而教育相应地被分成了“自由人的教育”和“非自由人的教育”。亚里士多德是奴隶制的坚定维护者，在他看来贵族和奴隶都是天生的，对于后者来说，被奴役不仅有益而且是公正的。[1]所谓自由人就是贵族，非自由人就是奴隶和工匠。他像他的老师柏拉图一样，把受教育权赋予了作为“自由人”的少数精英阶级，而广大的“非自由人”阶级则只能在生产劳动中接受一些实用技能的训练——后人将此称为“职业教育”。 在亚里士多德的眼中，教育就是自由人的教育。关于自由人的教育，他有一个纠结：一方面，他认为儿童应该学习“种种必需的和实用的事物”，当然这些实用事物是“工匠们不能从事的有关实用事物”。另一方面，又认为即使这些事物也必须限定在“自身范围内”，而不能有其他的目的。这种纠结其实是来自于他关于人性的理解。一方面，他认为人在本质上是政治的动物。作为政治的人，应该“教育公民适应他生活于其中的政体”，因此教育是功利性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是国家的职责，而不是私人的事情，甚至对斯巴达严酷的军事教育进行了赞扬。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闲暇是人生的唯一本原。因此，应当有一种教育，“既不是立足于实用也不立足于必需，而是为了自由而高尚的情操”。[2]由此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正是通过闲暇消融了二者本来可能存在的紧张对立，因为在他看来，闲暇并不等于空闲，它不但是享受生活的前提，同时也是参与政治生活的前提，或者毋宁说，闲暇就是政治生活。 其实，亚里士多德从来就没有否认过教育的实用性，而只是试图超越“世俗”的实用性。例如他认为读写在理财、家务、求知和政治活动等有广泛的用途；绘画有助于鉴别各种艺术作品；体育有助于健康和强壮，自由人的教育中应包括这些实用课程，但学习读写，并非仅仅为了实用，而是为了通过它们得以步入更加广阔的知识天地……处处寻求实用是对自由大度胸怀的极大歪曲。[3]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发展人的德性。不同人的德性是不同的。自由人的德性在于统治，而奴隶的德性就在于服从。任何实用的东西都有损自由人德性的形成。因此，亚里士多德对实用的摈弃，实际上是在追求另一种更大的实用性：培养合格的公民，①即统治人才。 二、中世纪：自由七艺 亚里士多德“自由人的教育”，经由古罗马人的发展和改造，到中世纪达到了高度抽象化和形式化的水平，并最终形成了固定的科目，即著名的“自由七艺”。自由七艺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晚期。[4]涂尔干认为六世纪初的北非学者卡佩拉第一次提出了它。公元七世纪，塞维利亚的基督教神学家伊西多尔在他的著作《词源学》里，第一次明确把“自由七艺”分为“三科”(文法、修辞、辩证法)和“四艺”(几何、算术、天文与音乐)。[5]到了中世纪，自由七艺不再是学者的个人之见，而成为实实在在的一种教育制度。[6]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基督教把肉体和精神对立起来，并把精神看得高于一切，这一点比世俗贵族更甚。因此，在亚里士多德自由人的教育中还被保留的体育和绘画科目，在自由七艺没有了位置。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此，更为重要的是，与古希腊古罗马注重将特定的知识内容与行为模式灌输给儿童的教育不同，基督教教育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教育观：形式教育。“在我们每个人的理智与情感的特定属性之下，都潜藏着一种更为深层的属性，是这种属性规定了其他属性，使其他属性统一为一个整体”。“要塑造一个人，关键不在于用某些特定的观念装备他的心智，也不在于让他养成某些特别的习惯，而在于在他身上创造出一种具有一般倾向的心智与意志，让他用一种特定的眼光来普遍看待一切”。[7]也就是说对于基督徒来说，教育的目标并不在于培养这样或那样的具体技能，而是在于形塑整体上的心智。在工业社会到来前的数百年时间里，自由七艺一直都是西方教育的根基。然而，具有巨大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被称为“自由”的科目，在中世纪却成了繁琐的、枯燥的、机械的形式训练，成了桎梏人心灵的东西。 那么，中世纪修道院或经院哲学式的教育是否就成了纯粹的形式主义而没有任何现实的功用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中世纪基督教教育在形式主义的外衣下其实掩盖了非常重要的实际目的，这就是培养虔诚的基督教徒。当时的教育虽然分为“三科”和“四艺”七种科目，但“三科”和“四艺”在实际发挥作用上是不一样的：由于“三科”被认为和心智训练直接相关，因此，“三科”是“多少唱主角”，而“四艺”则“充当了补充教育的内容”。[8]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有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这就是：只有与人类有关的研究才能真正有助于塑造人。而对于自然科学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人们只是经过很长时间以后才开始认识到的。[9]即使在“三科”中，也由于它们对达成宗教教育目标重要程度的差异，而影响到受重视的程度。文法的讲授之所以在当时的课程体系中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并被视为“至高技艺”，是因为“是文法教给人们怎样理解经文”。[10]修辞之所以不受重视，是因为被认为“只是在政治问题上才有实用价值”，而在达成宗教目的上的作用有限。[11]早期神学家由于坚信“真正的信仰是不需要证明的”，辩证法的作用遭到质疑，因此，其起初在课程体系的地位也有限。[12]只是早期神学家的上述信条被动摇时，辩证法的地位才快速上升起来。由此可见，尽管中世纪的教育理论是形式主义的，但在对教育目的选择上却是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因此，弗罗斯特在评述中世纪大学兴起的原因时写道：“国家和教会都在发展，需要大量职员。这就需要训练人才，用以管理人的事物。……当我们增加了对教会及其领袖的信任，把学习有关辩证法技术的理解看成是通往上帝真理的门径和拯救灵魂需要的知识时，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是为什么很多人接近学者，并把他和他的技术看作神明的原故”。[13]涂尔干在评价中世纪教育时也写道：“尽管经院哲学有许多抽象的成分，但它身上却渗透着一种更加实用、更加现实、更具社会性的精神”，“这种艰辛的思想体操让思想强劲有力，生机勃勃，有能力服务于具有社会效用的目的”，“当时的政治家、教会要人和行政管理者，就是在中世纪学校培养出来的”。[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