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70(2018)05-0030-09 贫困是各国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逃避的社会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都将扶贫工作视为改善民生实现发展的重点。“治贫先治愚”“扶贫必扶智”的根本前提是优先发展教育，党中央和国务院也将教育列为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任务，这既表明了教育在扶贫攻坚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同时也阐明了教育与扶贫的共同价值追求。教育扶贫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公共产品。[1]目前，我国精准扶贫工作已进入关键攻坚阶段，从多学科视角对教育扶贫问题进行理性认识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其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一、教育扶贫的多学科理论阐释 贫困问题是与社会发展结伴而生的，且具有历史性、动态性和多维性等特征。贫困并非单一的经济问题，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它有着多样的归因与表现形式。从多学科视角对教育扶贫进行多维度深层次剖析能够使我们更加精准地把握贫困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其中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和地理学等学科中关于贫困问题的认识为我们理解教育扶贫提供了理论逻辑。 (一)经济学视角下教育的价值负载 “贫困”的概念始于经济学领域，经济学最初以单一线性的逻辑，即以物质的多寡作为区分贫富的主要依据。教育扶贫思想最先起源于发展经济学派的反贫困理论，经济学家们在研究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减贫的关系时，普遍认为资本投入不足是造成贫困的最主要的原因。他们强调贫困治理的具体路径在于扩大资本投资进而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发展，而教育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持续性作用，不但能够通过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提升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而且还能通过价值塑造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和改善人口素质的重要手段 库兹涅茨(S.S.Kuznets)经济增长理论、格纳·纳克斯(Ragnar Narkse)贫困恶性循环陷阱理论、纳尔逊(NelsonR.R)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Low Level Equilibrium Trap)和冈纳·缪尔达尔(G.Myrdal)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普遍重视资本与贫困的辩证关系，国家的发展不应仅仅被看作是经济发展，而是涉及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的综合发展，贫困的差距与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有关。 人力资本理论阐述了许多无法用传统经济理论解释的经济增长问题，明确提出人力资本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该理论认为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作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建构者，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打破了贫困就是物质贫困的传统归因，他认为在当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单纯依靠物质资本和简单劳动力资本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方法已面临淘汰危机。他提出在发展现代经济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全面的生产要素”，“全面的生产要素概念不仅包括所有物质形式的资本(凡是它所包括的有用知识都是这种资本的一部分)，而且还包括所有的人力(这里也包括了人所得到的知识，即作为劳动力的一部分的技能和有用知识)”[2]。舒尔茨的理论道出了人是影响现代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阐明了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并非是空间、资源以及耕地，而是人力资本，而“教育是人力资本中最大而且最容易理解的部分，所以教育是向人投资的合适代表”[3]。大力发展贫困地区的教育是扶贫的根本举措，许多国家都依照人力资本理论将教育视为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和改善人口素质的重要手段，并将其作为扶贫的重要途径。 2.教育是促进个体自由发展和实现个体实质自由的重要途径 福利经济学的代表庇古(A.C.Pigou)首先将贫困与福利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认为一个人的福利存在于他自己的满足和自由发展之中。这种满足和自由发展既来自经济福利也来自一般福利。一般福利无法进行衡量，而经济福利则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用货币来进行衡量。 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摆脱了传统经济学中关于贫困即低收入的桎梏，他所提出的“实质自由”理论认为：对待发展的态度不能囿于传统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狭隘范围之中，而是要以个体的实质自由作为衡量发展的标准。阿马蒂亚·森的“实质自由”其实就是指个体能够实现美好生活的能力。他把对发展的分析建立在促进个体自由发展的基础之上，通过“能力评价体系(生活内容、能力及自由)”说明了人际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实质上就是个体能力的差异，但人能掌控的自由与个体的能力是等价的，在他看来能力是自由的一种，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或者用日常语言来说，就是实现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自由)”[4]。阿马蒂亚·森对贫困问题研究的巨大贡献在于他寻求更广泛意义上的贫困，并将贫困视作是一种能力欠缺与剥夺，“这样界定贫困才能显示真正符合人本身的利益、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才是从现代意义上揭示贫困的真谛。”[5]他以另类的经济学视角透视贫困的成因，揭示贫困的根源以及解决贫困的根本之道——以社会提供的公共教育为途径，减少贫困人口的能力贫困，增加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的机会，从而最大程度地扩大和实现人的实质自由。 (二)社会学视角下教育的功能担当 扶贫不但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更是一个庞杂的社会学问题。社会学提供了理解影响贫困的相关核心框架，并重点诠释社会力量、文化团体、结构系统、价值观、信念和个人抱负之间的互动关系。社会学视角下的扶贫研究，尤其是教育扶贫研究能够将隐藏在贫困冰山下的深层次问题一一剖析呈现，教育扶贫在社会学领域不仅代表一种资源，更是一种无形的资本与权力的赋予。 1.教育是获得文化资本的重要途径 以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和冈纳·缪尔达尔(G.Myrdal)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在分析贫困原因时都强调了贫困文化、观念会导致贫困的延续。贫困文化是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由于贫困文化具有自己的结构和机理，它可以通过儿童社会化得以传递，作为完整生活方式的贫困文化难以通过一时的物质贫困的消除而根除，因此贫困文化是贫困长期存在的主要根源。教育作为一种促进社会合理流动的机制，可以有效阻隔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改变穷人的价值观及其生活方式，使其心生动力和劳动的积极性，进而摆脱贫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