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C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4-0043-08 一、博弈分析范式与社会科学研究 (一)博弈论与博弈分析范式 博弈论(game theory)源起于人们对扑克牌游戏、国际象棋、市场竞争的数学研究，自1944年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与摩根斯坦(O.Morgenstern)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出版以后[1]，作为一门应用数学分支的现代博弈论(亦称对策论)正式形成并在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得到应用。在一些博弈论教材中，博弈论多被习惯性地定义为一种形式化的数理分析工具。比如，迈尔森(R.Myerson)将博弈论定义为“对智能的理性决策者之间相互冲突与合作的数学模型的研究。”[2]奥斯本(M.Osborne)和鲁宾斯坦(A.Rubinstein)也认为：“博弈论是一个分析工具包，它被设计用来帮助我们理解所观察到的决策主体之间相互作用时的现象。”[3]然而，经过多年发展，博弈论已超越形式化数理分析工具的范畴而成为一个分析理性人乃至生物个体策略互动的一般框架，广泛应用于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语言学、生物学等研究领域，引发了一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博弈论革命”。 埃尔斯特(J.Elster)认为，有别于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角色理论等社会科学分析范式，博弈论以分析意向性行为人之间的意向性互动为旨归，属意向性解释和因果解释的范畴，能够同时处理人类互动过程所内含的三类相互依赖性并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提供微观行为基础。[4]利希巴赫(M.Lichbach)则从本体论、方法论的层面上对理性选择理论(实则博弈论)、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分析范式做了细致的分析和比较，虽然对前者企图统一社会科学研究的野心不以为然，但并不讳言博弈论已成为一个带有扩张倾向的主流分析范式。[5]国内崔之元教授也认为：“博弈论不仅是一门应用数学，不仅是一种方法，而且是关于人类理性选择行为的实质性的理论。”[6]奥曼(R.Aumann)、宾默尔(K.Binmore)、金蒂斯(H.Gintis)等博弈论学者在对理性假设、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假设等隐身于各种精致优美的博弈论模型背后的理论预设进行反思时也将目光转向哲学领域，对博弈论的知识论基础加以探究。 就其理论预设而言，博弈论认为或至少分析性地认为社会实在是由理性个体间的策略互动建构形成的：一方面，人们的微观策略互动建构并重构着组织、制度、历史等各类宏观社会实在;另一方面，人们在建构和重构这些宏观社会实在时又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用技术性的语言来说，博弈论认为博弈的局中人在互动时会在他对其他行动者对他的各个行动方案(策略)的各种可能反应的预判的基础上选择能够最大化其期望效用的行动方案，而博弈结果由各方的策略选择共同决定，是主体间交互理性的产物，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等概念则被用来指称各方主体间交互理性达成一致的情形。若依库恩(T.Kuhn)的范式理论，一个范式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学术共同体就“世界是什么样的”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所共同承诺的那些“形而上学部分”。[7]那么，博弈论直指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相互依赖性，对社会实在做出了主体间、理性主义与建构论式的承诺，因而是一个实质性的社会科学分析范式即博弈分析范式①，其可用来分析小到两个人的符号互动，大到整个社会交往合作秩序的建构与扩展过程。 (二)博弈分析范式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比较优势 由于采取了上述理论预设，博弈分析范式使人们能够在一个更微观、更精细的层次上来解析个体与整体、行动与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较好地回避了社会科学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二分带来的紧张与对立，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阐释各类社会政治现象。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将其对社会科学的意义与微积分对经典力学与物理学的意义相提并论。[8]迈尔森更大胆地宣称：“非合作博弈论实际上实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统一，纳什均衡概念的提出是20世纪可与DNA双螺旋结构的生物学发现相媲美的理论贡献。”[9]金蒂斯虽然十分清楚博弈分析范式的弱点，但还是禁不住雄心勃勃地试图以之为一般分析框架来统一整个行为科学，因为在他看来，“博弈论对于理解各种生命形式尤其是人类变化过程具有核心作用”，并且，“忽视博弈论对一个学科来说是一件糟糕的事情。”[10] 一旦人们将博弈分析范式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就有可能产生如下几项比较优势：其一，由于它的理论预设具有相当大的一般性、包容性和广涵性，凡研究者认为是理性个体(人、生物、计算机)之间策略互动的现象都可以置于博弈分析范式的框架之内加以探究；其二，通过将微观个体行为与宏观社会实在置于互动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和阐释，人们能够更好地化解个体与整体、行动与结构的二分与循环论证问题，在为组织、制度、历史、文化等宏观社会实在提供微观行为基础的同时也为理解后者赖以发生的各种约束和条件提供宏观的语境和背景；其三，通过对博弈情势进行数理建模，研究者可以对博弈各方所处物理环境、信息分布、主观信念、行动策略以及支付(收益)进行直观描述，从而对问题有更准确的把握；其四，由于大量使用数学语言，博弈分析范式为学术对话和交流提供了清晰、精确的形式化语言系统，为检验各种认识在逻辑上是否一致提供了一个基础，使研究者能够根据数学模型自结论回溯至假设，以便理解导致特定结论的假设条件。[11]其五，运用博弈分析范式进行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提出一系列量化的可检验的理论命题，以便人们根据经验事实对这些理论命题进行证实或证伪。 二、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与理论成果 (一)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涵义 我们知道，政治学研究始终具有海纳百川、包容并蓄的理论传统，十分注意借鉴、吸收、运用和发展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与理论成果。博弈分析范式也不例外，倘若政治学者接受它的理论预设，认为社会政治实在是有理性个人间策略互动的产物，就能够将其应用于政治学研究，使它的上述特点和优势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得到充分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