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3)03－0051－07 中国学界对苏联学者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接受与研究已逾三十年，诸如“复调”、“对话”、“狂欢化”等核心范畴已成为当代中国学人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研究的基本话语。近年来，巴赫金诗学(包括文化诗学、历史诗学、社会学诗学等)研究大体在两个领域继续进行着拓展和深入：一为“话语理论”，即紧扣“话语”这一核心，进入巴赫金在文学学与语言学、诗学与美学、伦理学与哲学诸多学科的理论建树之内在机理的探究；一为“语境研究”，即以比较研究、影响研究的方式来展开对巴赫金理论学说的语境梳理，诸如巴赫金与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克里斯蒂娃、巴特、雅各布森、洛特曼等，或者与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民间文化等①。这些研究使我们日益理解到巴赫金诗学的庞杂与博大，其对中西人文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启示和贡献是无可替代的。 但这其中，对巴赫金诗学表述中出现的“自由的人”、“人身上的人”等基础性、根本性乃至终极性的重要范畴，要么缺乏必要的审视与探究，要么言之寥寥，含混不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以下简称《问题》)的开篇，针对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巴赫金首次提出了“自由的人”这一内涵丰富的特定概念。虽然他并未对这一范畴作出明确的界定和解释，但纵观其诗学体系我们不难发现其隐在的所指。对于最初只能借他人之名发表文章后又被关进北方集中营并被流放的巴赫金来说，这“自由的人”在其生命历程以及诗学、哲学、话语理论中无疑更显得意味深长。那么，巴赫金所高扬的“自由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人？是否存在绝对的“自由”？巴赫金到底是在怎样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语境中提出这一命题的？这一命题在其诗学体系中又具有怎样的价值？这正是本文试图要阐明的一些基本问题。 一、“自由的人”：主体之人、“思想的人”与“人身上的人” 在《问题》的第一章，巴赫金就明确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中的主人公与欧洲传统独白型小说中的主人公有着本质差异，他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恰似歌德的普罗米修斯，他创造出来的不是无声的奴隶(如宙斯的创造)，而是自由的人：这自由的人能够同自己的创造者并肩而立，能够不同意创造者的意见，甚至能反抗他的意见。② 在巴赫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着普罗米修斯一样坚韧和反抗的性格，他创造出了“和他一样蔑视宙斯的新的人类”，即“自由的人”。与“自由的人”相对立存在的正是“独白型”小说的主人公，即“无声的奴隶”。之所以“无声”，是因为这些独白人物虽貌似以自己的声音说话，但其实他们并不具有独立的思想与意志，而是听命于作者的意识，经受作者意志的洗礼，因此，他们只能非常有限地呈现性格逻辑，推动情节发展，却无法发出原声或是异己的声音，可以说，他们的声音只是一种“有声的无声”。而“自由的人”则不再是作者言论所表现的客体，而是具有自己言论的当之无愧的主体，具有直接的充分完整的价值。如巴赫金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特点在于“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而“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③，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的是一种“多声部性”的、“全面对话”的复调小说，主人公作为“自由的人”，具有各自独立、平等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他不仅是作者观察世界的客体，也是独立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 进而言之，“自由的人”之所以具有独立性、主体性和自我意识，之所以能够与作者平起平坐，是因为他们几乎都是些“思想者”式的人物，他们有思想，有独立意识，爱思考和探索，如巴赫金所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是思想的人；这不是性格，不是气质，不是某一社会典型或心理典型”④。无论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卡拉马佐夫，还是梅思金、佐西马，他们都是耽于冥想之人，也都是独立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他们未完成的自我存在和全部生活的意义都在于解决“思想”的难题。 巴赫金认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世界中，自我意识成为思想的基础，使思想保有自己的重要性和充实意义，反过来，思想又帮助“自由的人”的自我意识确立主权地位，使自我意识比任何固定型的中立状态形象都更胜一筹。相较而言，在独白型的艺术世界中，主人公不过是以自己为目的的思想载体，隶属于作者本人的世界观，无论是正确的有价值的思想，还是不正确的或不关作者痛痒的、不容于作者世界观的思想，最终只有作者一个人是思想家，而“在主人公身上，个性特点抹杀了他们的思想所具有的价值……由此便产生了作品的思想单向性”⑤。更严重的是，在独白型世界中，他人思想要么被同化，要么在论辩中遭到否定，要么就不再成其为思想。可以说，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原则控制了整个独白型艺术，主人公的思想不需要也不可能得到描绘。而在复调型艺术中，由于上述艺术视觉的改变，作者的立场也由表现作者的思想而转向主人公的思想，思想成为艺术描绘的对象，作者的思想和主人公的思想处于平等的、被描绘的状态。巴赫金进而也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擅长的，却正是描绘他人的思想，但又能保持其作为思想的全部价值；同时自己也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肯定他人的思想，更不把他人思想同已经表现出来的自己的思想观点融为一体。”⑥由此，便有了两种甚至三种思想对话，即作者思想与主人公思想之间、主人公与主人公之间和主人公自身内部的思想对话。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一个思想就是一个完整的个人立场，思想者用一个个声音进行思维，而“思想”又是“超个人的超主观的，它的生存领域不是个人意识，而是不同意识之间的对话交际。思想是在两个或几个意识相遇的对话点上演出的生动的事件”⑦，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思想摆到了进行对话交锋的不同意识的边缘上，所以一个思想(自我)只有在与另一个思想(他者)进行对话之后才能显现其自身，也就是说，才能确定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生成新的思想。不同思想在交往对话中失去自身抽象的“纯净性”，但各自又因此而获得复杂、多面、鲜活、开放的生命，所以，复调小说中的思想形象是一种具有自我矛盾的复杂性和生气勃勃的多面性、未完成性的形象，这与独白型小说中的单向性、完结性的思想形象不可同日而语。而陀氏之所以能够塑造如此生动的“思想的形象”，其根源在于“全部的现实生活”和“时代本身”，陀氏具有非比寻常的“听力”，他听到了居于统治地位的、得到公认而又强大的时代声音和主导思想，也听到了微弱的、潜在的、没有说出的声音和思想。他将这些来自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声音与思想汇集起来，并灌注于“人的形象”中，创造了思想的血肉形象。虽然这些思想形象也大都有其原型，但陀氏通过把它们纳入到小说的大型对话之中，把它们改造成生动的思想形象，使它们在情节中拥有崭新的艺术生命，使思想的作用与价值真正体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