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9月清廷诏令停罢科举，表明自鸦片战后长达60多年的议改科举戛然而止，不得不以永停科考(童、乡、会试)的方式为新式学堂发展让路。100多年以来，停废科举评价毁誉参半、众说纷纭，迄今未能“盖棺论定”，关键之一，在于学界对戊戌至甲辰(1898-1904年)科举改章与停废科举的关系了解甚少、把握不足①，无法评判科举改革的趋向与前景，即继续下去是否能使更新科举与推广学堂两全其美，既能在西学西用方面师夷长技，亦能维护中学之体，保持传统文化与道德精髓不坠。 始于1842年的晚清议改科举，最初趋向是期待老树嫁接新枝，纳实学、西学于科举②，但在甲午战前半个世纪里鲜少进展；甲午战后，救亡图存成为朝野共识，改革科举、鼓励实学的主张逐渐得到认同。光绪帝顺应舆情，不仅批准开经济特科，采纳由康梁等维新派策划推动，经宋伯鲁、徐致靖等御史奏陈的废八股、改试策论等建议，而且同意了张之洞、陈宝箴会奏的《妥议科举新章折》。此时科举改革的目标，因循于鸦片战后以来的思路，即将有用之学纳入科举。重新审视上述看似熟悉的史实，翻阅科举停罢前壬寅、癸卯(1903年)、甲辰科乡试、会试的卷子，以及当时学政、应试士子、阅卷考官的日记，不难发现：与既往认识不同，戊戌年的改科举，并未变成一纸空文，只是一度被迫推迟实施。它在事实上成为日后新政改革的起点，在庚子(1900年)至甲辰岁科与乡会试中，更改科考场次及考试内容、改试策论的要求，均普遍得到贯彻。只是这些正在逐步落实的措施，何以未能改变科举的最终命运，仍需深入细致地探讨。 一、戊戌科举改章的贯彻与曲折 戊戌年由光绪帝批准的八道谕旨，包括了更改科举考试章程及书院改革、兴办学堂两个方面。③与科举改革直接相关的内容为：(1)在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中，以策论取代四书文(八股)④；(2)除八股文外，既往所试五言八韵诗也予以取消⑤；(3)采纳张之洞、陈宝箴《妥议科举新章折》的建议，调整乡试会试三场考试的内容，将史论与政论列为第一场，时务与实学列为第二场，四书五经列为第三场。⑥上述措施，前两项是从形式上改变文体束缚，后一项则通过考试内容及场次安排，引导士子重视时务及西学西艺，应试者若不能紧随时尚所趋，第一场开始便遭淘汰；但西学之用，应不悖中学之体，不弃修齐治平之根本，只有同时不废经学精义者，才能最终取中。这一设计可谓煞费苦心。⑦ 在戊戌科举改革的同时，清廷将兴办学堂与改革书院作为培育经世致用人才的重要举措⑧，期待学堂科举并行不悖、相辅相成。这使得甲午战后的科举改革，一开始就与学堂发展有了无法割裂的联系，则两者的优劣，常常被时人用于对比评议，而两者的实质差异，却常常被忽略和忘却。⑨这对最终裁定科举命运的影响不容小觑。 根据张之洞、陈宝箴的建议，除乡会试之外，学政岁、科试也须在考试内容及场次安排上相应调整，则科举改章的范围，已包括了童试、乡试与会试的不同层面。根据改章后的要求，院试均由学政出题。有人曾质疑各省学政自身的新学程度，能否把握西学精髓。张、陈两人认为，基于以下理由应不成问题：一是当时上海译编中外艺学、政学之书，不下数十种，有据可凭；二是科举闱场规则“例准调书，据书考校，似不足以窘考官”；三是“房官中通晓时务者尚多，总裁、主考惟司复阅，尤非难事”，各省主考、学政年富力强，有相对充裕的时间了解时务，胜任出题。⑩总之，改变科考内容，考官可以胜任。 浙江学政陈学棻认为，即便考官不难适应，而科举改章后士子能否应对却不容乐观，因为自八股取士以来，父子师承均以此为宗，一旦猝改，则茫然不知所措，难以适应，易致士心涣散，“浮言变乱，摇惑人心，则祸患实隐而深”。(11)可是，光绪皇帝已认定科举改革与富国强兵息息相关，痛下决心，不为所动。 由于戊戌科并无乡试，会试则已在科举改章前举行，故从当时学政到省会及府州县巡考的情况来看，改试策论最初主要贯彻于童试及岁科试。湖北学政王同愈1898年在各属考试生童和优贡，均曾采策论为试题，主要内容为时务、西学一般知识及算学重要定理等。(12)由于考试内容的变化，传统的阅文幕友也需调整，改聘算学方面优长者担任。 令人遗憾的是，科举改章刚刚展开不久，形势很快就因政变而被逆转。 戊戌政变发生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慈禧懿旨“嗣后乡试会试暨岁考科考等场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著即行停罢”。(13)就科举考试的文体、内容、程序而言，完全颠覆了前述光绪帝八道谕旨有关科举改章的举措。只有对书院改革是否裁撤，尚未明示。 九月三十日，礼部所奏恢复科举旧章(学政全书及科场条例)获准，不过，对于要求各省书院照旧办理、停罢学堂等意见，慈禧懿旨却另有解释：“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并非专尚训诂词章。凡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分内之事。学堂所学，亦不外乎此。是书院之与学堂，名异实同，本不必定须更改。现在时势艰难，尤应切实讲求，不得谓一切有用之学，非书院所当有事也”。(14)十月二十五日，上谕对刘坤一所奏书院不必改，学堂不必停予以谕示，重申前述宗旨，则书院改制保留不变，且“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仍听民自便，不必官为督理”。(15)尽管两宫未以矫枉过正的方法取缔学堂，但仍与此前积极倡导并力责各级官员督促形成反差，对学堂发展确有明显消极影响，各地学务一度陷入停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