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3)02-0030-(10) 一、概念的缺失及其对理论的制约 学术界一直以来就用经验主义的方法或标准进行政治文化研究，很少有效地利用概念，很长一个时期没有意识到经验方法和标准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概念的作用，从而削弱了其解释力。劳丹(Larry Laudan)指出：“那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要是认为科学进步及其合理性完全是通过解决经验性问题而达到的话。实际上存在着解决问题的第二种方式，它在科学发展中至少是像经验方法一样重要。这后一种我称之为用概念来解决问题的方式已经被严重地忽视了……大概是因为它与已经占据了一个多世纪统治地位的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相悖。”[1](P45) 在政治文化研究和理性选择理论这两种具有广泛影响的研究方法中，这个问题都是很严重的，学者们多把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完全建立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之上，认为在评估社会和政治研究时，“不能回避经验性检验……如果一种政治学理论的论证没有认真地进行经验性的思考，那么它就没有结果”。[2](P32)即使是理性选择理论的捍卫者也认可这个辩论的前提条件，强调这一点本身没有错，但是远远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错误地判断了理性选择理论的适用范围和限定条件，因为“所有有价值的理论，只要它是正确的话，都有我们希望通过观察所发现的内涵”。[3](P28)“任何经验科学的解释标准一定是经验性的证实或证伪”，[3](P110)这就把因果演绎作为核心的甚至是排他性的标准，以此来评估社会科学的方法，从而忽视了概念和相关理论问题。 这些观点说明政治学界大都把经验方法作为评估实际研究的基本标准，甚至通常还把它作为唯一的标准。即使讨论概念问题，也是限于狭隘的范围之内，例如讨论如果把一个概念从它产生的原始案例身上扩展到这个案例以外去使用，可能会歪曲这个概念等类型的问题。只有在这时，由于方法论关注如何跨越经验性案例而进行归纳，所以概念问题才成为关注的重点。由此看来，政治学家没有赋予概念问题以经验问题同等的重要性，结果是大大削弱了概念研究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也阻碍了经验研究的进展。 政治文化研究从1960年代初到今天已经有50年了，它的提出和发展者有著名的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哈里·艾克斯坦(Harry Eckstein)和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等，他们试图通过提出并解释这个方法来解释和预测政治现象。它致力于以经验性的文化方法来分析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忽视了概念问题，使它对这种关系的解释不够有力。由此，人们提出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是概念问题？什么是它的科学发展？两者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联？在阐明概念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基础上进行的社会和政治探索可能取得什么结果？ 近几十年来，“纯粹的实证主义”及其方法论在政治学研究中颇为流行，[4](P3)学者们热衷于通过公式表达和假设检测也即证伪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这对于学术研究的规范性有很大贡献。但在这种研究中，学者们最多是在坚持经验性理论检验的基本标准的同时承认概念问题具有一定的补充意义，而过多地强调科学是渐进的和累积性的经验知识增长的结果。 与此不同的一种研究倾向是实用主义的科学解释，一些学者以此为解决问题和观测科学进展的主要方式，同时按照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来评估那些相互竞争的研究传统。[5](P77～87)“解决问题的方式……提示，相互竞争的研究传统的共存是常态而不是例外，它强调对基本概念的讨论应处于研究的中心地位，认为忽视概念问题(这是对‘规范的科学’发展的中心地位的忽视)是不可取的。实际上，科学发展是持久的竞争和无所不在的概念问题共存的图景，而不是规范科学所展示的那种排他的清晰性。例如，在最近300年的科学史中很难找到规范科学长期盛行的时期，似乎更经常的情况是诸多研究方法或研究传统的同时应用或并存。在某一特定时期中，某一种研究方法具有竞争优势，然而总是存在着连续而持久的不同学派或观点的竞争，它们在经验上和概念上对其他研究方法进行批评，同时阐述自己的研究路径解决问题的优势。”[5](P85)劳丹同时运用几种最具有代表性却又相互矛盾的研究传统进行政治学的实用主义解释，认为“在检验理论时进行广泛的经验和概念的检验是同等重要的”，[5](P80)由此，他围绕着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有力的论证。 劳丹并非不承认经验研究对于理论评估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他充分地讨论了经验方法在科学实践中的作用，但他仍以自己对科学史的阅读为基础，指出理论的价值在于它同时解决概念问题和经验问题的能力，因此，这两种研究取向对于人们评估一种理论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他认为经验问题是“第一位的问题……是关于构成一门既定学科的范畴的客体的实质性的议题”。[1](P15)他区分了“潜在的”、“不规则的”和“难以解决的”问题，指出经验主义是在解决潜在的和不规则的问题中进步的。[5](P79)相比之下，概念问题“是构建良好的概念结构(例如理论)中顺序靠前的问题，它是被设计用来回答第一位(即经验)问题的”。[1](P48) 劳丹还对理论的内部概念和外部概念问题进行了区分，认为如果一个理论遇到内部的概念问题就会使机制自相矛盾或含糊不清。如果遇到外部的概念问题，就会发生它提出的假设在面对形而上学或认识论的教条时难以自圆其说，就会漠视它身处其中的更多的研究传统，就会忽视概念资源或阻碍在竞争性传统中进行创新等问题。[5](P79)概念不像经验那样或多或少独立于任何既定的理论，它“不是独立于理论而孤立存在的”，[1](P48)而是理论的组成部分。进而，劳丹把政治文化研究中的概念划分成“外部的”和“内部的”两种类型：由于它忽视了与相关学科尤其是人类学概念的相关性而产生了外部的概念问题，由于它未能清晰地阐明解释机制而产生了内部的概念问题。因此，政治文化研究没有给我们提供分析文化与政治关系的结构完整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