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世纪以来，无论朝代更替，清官情结依然凝聚在人们的心底。“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豫剧《七品芝麻官》主人公这一句唱词，不仅使牛得草这位丑角演员饮誉神州，而且成为相当多的干部们自律的格言。1997年，有人创作了一首《廉政歌》，歌词反复咏唱的是，“为民办事为民作主”，“一任清官万民仰慕”。去年3月15日，朱镕基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话，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这样的回答，不以人民的公仆作答而以清官自况，其中的意蕴值得深思。还有一个要关注的现象，那就是一大批干部以清官为憧憬的目标。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石家庄市纪委书记姜瑞峰，人称“黑脸”书记。姜瑞峰是民众心目中的当代包公。在中小城市，尤其在广大的农村，百姓对清官的盼望，是一种极为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干部以当清官为自己的信念，民众以盼望清官为自己的憧憬。上级政府任命或调换一位公正廉洁的官员，辖境内就会出现政治清明的格局。这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值得关注的现象。清官思想肯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却是当前一个时期内，符合中国国情、满足民众政治需求的一种政治文化心理。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这一现象，我们必须理性地看待。 首先，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清官情结是从民本思想那里派生出来的。政治文化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一个政治系统赖以生存的文化条件，即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内流行的一套政治价值观念、政治信仰与政治心理的综合。不只是现实中存在着政治文化，每一个民族都在历史中积淀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文化传统。如古希腊那种人民行使权力共同管理国家的民主观念，在古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是无从谈起的。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经过孟子的理论加工后，对后世影响至为深远。如，孟子从争夺天下的角度，首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贵”是指重要性而言的，“民”的事情是国家存亡的关键，理当成为最重要的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等。孟子的这些至理名言，在后世流传得十分广泛。民本思想的核心是民心论，它强调从政者应处处以民心为转移，认为民众意向对统治者有较大的制约作用，包含着某些民主的因素。民心论付诸于政治生活，就得以重民为前提。但在民本思想中，重民的主体是君主与官僚，实践了重民主张的，被称为有道明君、青天大人。在封建社会中，民众对权力与权威的迷信是很深的，他们希望有个权威人物来保障他们幸福生活的愿望。而权威人物中，当然是君主为首位，但天高皇帝远，辽阔的地域限制了对君主的直接膜拜。自然而然，民众把希望寄托于能直接管辖他们的官吏上，对清官加以颂扬，要求清官重民、爱民、富民，担负起为民众谋生存、图利益的责任。京剧中有一大批清官戏，如《铡美案》、《清官册》、《强项令》、《海瑞罢官》、《海瑞上疏》等，从古代一直唱到现代。前几年红极一时今又重播的《宰相刘罗锅》，其主题无非是清官在与贪官巧妙周旋中，如何戏弄贪官、如何为民请命罢了。由此可见，沉潜于民众心灵中的传统的政治文化心理，在当今人们的政治观念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如同阳光下没有全新的东西一样，清官情结是古代民本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投影。 其次，作为我国政治文化心理的清官情结，与源自古希腊，而到了近代有充分发展的民主，有很大的区别。“民主”一词，在《尚书·多方》中就有了，即“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殄刑有夏”，这一段话是说，“天”为民众寻求一个好的统治者，降下了光荣而美好的使命给成汤，让他灭掉夏国。“民主”，即民众主宰之意。时光流逝了几千年，希望他人为自己作主的想法，依然深深地嵌入在农民的心坎里。河北农妇柴清娥因议论村支书李丙章，被抠瞎了眼睛。其夫李海恩告状，受到重重阻挠，柴清娥却被捕入狱。李海恩走投无路，跪求姜瑞峰。姜瑞峰率人4天之内把案子破获，李丙章与同案者落入法网。群众编了一首顺口溜称赞之：“柴清娥一句话招来一场横祸，李丙章一车钱打赢一场官司，李海恩一口气跑遍上下官府，姜瑞峰一作主燃起一片光明。”民众使用的语言带有浓郁的传统政治文化心理色彩。近现代民主强调的是民众直接地、主动地参与政治生活。法制化、程序化是近现代民主的规范体现，选举和监督是近现代民主的保障方式。在法律规定的程序内，民众选出自己满意的代表来管理社会的公共事务，这样的民主观必定强调民众对政治生活的主动参与。尽管有如此大的区别，但就重视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而言，民本思想与主权在民的思想都是相通的。民本思想虽非直接民主，但已包含民主思想的若干因素，如果任其无限发展，会自然趋向民主、自由与权利。在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接受西方民主思想时，孟子的民本思想就起到了酵母的作用。为民作主，是当代中国民众愿意接受的，因为他们的愿望在清官的代理下实现了。公正的实现，法律的实施，寄托在个人人格的清廉上。从理论上说，虽然与近现代民主相冲突，但在中国的社会实际中，它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确实是矛盾的，而这一矛盾现象的持续存在，又是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呼应的。 第三，清官情结，能为社会各阶层普遍认同，是与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相关的。在计划经济下，存在着一些行政部门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政府成为无限政府，个别人的决定可以不受制约地通行无阻。转向市场经济时，无限政府的影子仍然影响着一些干部，而使其行为可以不受法律与道德的制约。在社会转型时期，新的强有力的制衡机制尚未建立，有限政府的框架尚未勾勒出来，在金钱、名利的引诱下出现了一些贪官。这是社会转型时期所带来的阵痛。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是以具有自主意志的独立人格的个体为基础的。这种个体的造就，不能单纯靠经济力量自发的起作用，更需要政府部门自身体制的完善与众多法律的保障和实施。在腐败现象滋生、贪官曝光不断的情况下，而独立人格尚未形成社会上的主宰性群众时，民众自然会把目光集中在廉洁奉公、刚直不阿、体恤民情的官员身上。这是当代中国社会民众成俗性的政治心理。至于清官戏的市场效应，从学术理路上说，任何一种政治观点，要渗透到文艺作品中去，其先决条件是该观点在社会上广为流行，并为不同的社会阶层所普遍认可方有可能。在当代中国清官意识已经流行二十余年了，已成为现实政治文化生活中不争的事实，以清官为题材的文艺作品的大量出现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