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10-0113-06 民主就其最原始的意涵来看，是指人民的统治。至于人民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具体采用什么样的民主运作形式，则因时空背景的不同和人民素质的变迁而同异杂存，代有所别。在当代，虽然在精英民主理论及其当代变种——多元民主理论支撑下的选举竞争仍然居于民主运作的主导地位，但是协商合作实践和理论的复兴与深化，正不断地彰显着这一古老而新兴的民主形式在当代民主政治中的旺盛生命力，它甚至有可能成为未来民主政治发展的主流方向。所以，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协商合作与选举竞争一样将成为当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形式。本文在探寻协商合作的起源和科学界定其定义的基础上，尝试着将其放在民主治理和民主价值的视野中，与选举竞争进行对比分析，以求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协商合作之于民主政治的重要价值。 一、协商：民主治理的重要形式 作为与专制相对应的民主，一方面内涵着人民主权的理念，规定着一个国家的性质；另一方面内涵着人民自治的理念，规范着社会管理的方式。科恩就认为：“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以社会为范围的自治或自主就是民主”①。在一个民主的社会共同体(如国家)中，人民自治的理念根源于或从属于人民主权的理念。作为主权拥有者的人民在行使社会治理权的时候，通常采取选举与协商两种形式，“这一过程是持续的，而不是断断续续的，它涉及讨论、辩论、承诺等许许多多行动，投票仅系其中之一”②。因此，作为体现人民主权的重要方面的协商就成为民主治理的重要形式之一。 (一)协商以和平方式整合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为民主治理提供广泛的合作领域 选举与协商作为民主治理的两种实现形式，它们各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和特殊性质。就适用范围来看，当政治竞取的对象(如政治职位、公共政策、政治价值等)不可分割而只能独占时，多个竞争者在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就只能采取利益对决式的多数裁决方式——选举民主，来实现政治资源的和平谋取，照顾到多数人的利益或价值诉求；而当政治竞取的对象就其性质来看是可以分割和共享的时候，提出诉求的各方就可以以协商的方式来消融冲突，达成理性的一致或多元的共容，实现资源权威性分配中的利益或价值的正义均衡。运用选举和协商解决政治冲突的时候，二者表现出不同的特殊性。选举形式视政治为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强调个体利益或价值、政治竞争和利益聚合，以利益对决的方式将多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少数人的意志之上，以牺牲多样性谋求强势力量利益与价值的独占，实现政治的强制整合。它可以提高民主决策的效率，实现主权向治权在形式上和程序上的合法转移。但利益对决式的多数裁决带来的通常是政治的零和博弈，即一方所得就是另一方的所失。协商治理则视政治为一个合作的领域，强调共同体的整体利益、竞争方的理性合作和利益的共生共容。它兼顾各方利益诉求，实现理性的公共交汇，消除个体有限理性的局限或偏见的束缚，以利益共享或相容的方式追求意见的一致，或基于理性的多元尊重，实现政治力量或诉求的柔性整合。协商形式还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分散民主的社会成本，增强公共权威的合法性，实现政治生活的正和博弈——即参与政治生活的各方都有所得。而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选举和协商的适用域都是客观存在、互相杂糅在一起的。选举和协商互为补充，共同推动着民主生活的有序开展，实现人民主权指导下政治社会的民主自治。 (二)现代政治生活的变化，促使协商日益成为民主治理的主要形式 虽然选举与协商作为民主的两种形式并存于实行民主治理的社会共同体中，但现代社会的变化和协商民主的性质相切合，从而使协商方式与选举方式并存，并极有可能成为新时代民主治理的主要形式。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生活呈现出了四个方面的主要变化： 第一，政治主体素质和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二战以后，得益于世界的长期整体和平、贸易的全球拓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运用，全世界经济获得了整体的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给政治主体带来了两方面的变化。其一是经济发展引发的教育普及，带来了政治主体——公民的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使其能在理性的指导下参与政治生活；其二是福利的改善使公民既拥有了更多可用于参政的闲暇又拥有了更强烈的参政动机。而普选权的实现，使公民的参政能力也得到了较多的训练机会和获得了较大的提升。所以，在人民素质和能力得到较大改善的当代，以公民素质不高和能力不足为根据的选举式精英政治应该逐渐淡化，让公民更多地以各种方式参与政治，推动政治向公民的回归。 第二，技术的发展使建立透明政治成为可能，政治公开性获得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公民普遍的政治参与，必须以政治公开性为前提。政治公开可以使公民及其社团组织与公共权威之间展开充分的信息沟通、密切的行为互动。而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性的传播，使政治阳光运作和建立全过程参与型的公民政治成为可能。秘密政治和公民断点式的民主参与在政治公开性面前要么退化，要么居于次要的地位。 第三，政治生活渗透性的加强和公共事务的增加，要求公民的普遍政治参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超越个人利益或管辖权的范围(如公共领域)拓宽和事务(如环保、人权等)增加。公民与公共权威在原有的政治互动之外，又在这些新的领域中就不断产生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相交融的新事务展开新的互动。而政治作为一个社会最权威的资源分配方式，也吸引着公民通过参与政治来保护私人利益和推进公共利益。公共事务的增加客观上为公民提供了更多的参与机会，政治在资源分配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吸引着公民的政治参与。但是单调的选举参与不仅未能回应现代政治发展所带来的更多更广的参与要求，反而使公民的政治冷漠心理日益蔓延。 第四，多元主义政治的兴起，要求不同利益主体的协商。经济发展隐含的生产分工、职业分化和产业升级，使社会利益在整体做大的同时日益分化；教育的普及隐含的理性提升、自我体认和自我辨别，使社会共识扩展的同时次级价值多元分化。面对当代利益与价值多元分化和冲突共存的挑战，多元主义政治逐渐兴起。“人民的特征不仅表现为不同的物质利益，而且还具有不同的文化属性和伦理责任”，人民成为“多维层面的异质性要素”的集合。③多元异质要求协商，相互依赖要求合作。协商治理形式积极地回应多元主义的政治要求，它以公共理性扩大社会价值的重叠共识，以公共利益增进社会多元利益的利益交汇，以合乎理性的社会理由实现对立价值或利益有尊严的共存。而这些，都是以简单偏好聚合为特征的选举政治难以做到的。以此观之，多元主义政治本身也内涵着协商政治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