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巩固过程中的制度因素:发展、设计及其关联性

作 者:
郇雷 

作者简介:
郇雷,男,1978年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200433。

原文出处:
国外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传统的制度主义研究在民主化领域主要包括制度发展理论与制度设计理论两大视角。仅仅关注制度发展与设计,并不能深刻揭示制度在民主巩固中的重要性。不同制度是相互影响的,并且以一种互动关联的方式塑造民主质量。这种制度关联的方式包括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影响及正式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两个方面。然而,当今学术界研究没有系统考察制度的关联性作用。因此,我们在探讨民主巩固的制度作用时,应该丰富既有的研究维度,增加对关联性制度因素的关注。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2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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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D082

      一、引言

      政治变迁中的制度问题一直是民主化理论者无法绕开的问题。在研究民主化学者看来,制度在以下两个层面上与民主化进程相联系:一是将民主制度的创制、贯彻与发展看作是民主巩固的重要维度,强调制度巩固是民主巩固的前提条件;二是认识到民主巩固同样涉及具体制度的选择与设计问题,制度间的差异性效果塑造民主转型的动力模式及其稳定性程度。由此,民主巩固诸理论主要划分为制度发展学派和制度设计学派。虽然两种理论各自立论有别,但是共享一种特征:将不同的政治制度看成是独立性的单一因素(single factor)变量,要么比较不同制度的优劣,要么分析不同制度设计的政治后果。之前的研究在分析民主巩固中的制度问题时,忽视了制度发生作用的第三个维度,即制度常常是影响民主巩固的另一种复合变量(composite variable)因素。由此,本文通过理论和案例来证制度间的密切相关性,并阐明制度关联在民主巩固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二、民主巩固过程中的制度发展

      早期的民主化研究深受发展主义政治学的影响。这些研究倾向于从社会结构层面,尤其是从经济发展变化来诠释民主转型,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李普赛特所提出的“乐观方程式”。他认为,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等于民主政体出现的可能性更大。他的研究方法为随后的理论家修正或发展新的理论模型奠定了基础。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奥唐奈和普沃斯基等人的研究。奥唐奈以拉丁美洲作为研究基地,运用1960年以来的经济变化数据与民主发展数据,发现高的现代化水平并不直接意味着高水平的民主。结合拉美的实例来看,现代化程度更高的阿根廷和巴西在政体形态上更倾向于官僚权威主义。普沃斯基等人进一步发现,更高的社会经济条件并不会带来更大可能性的民主条件,而经济发展对民主化的意义主要存在于以下层面:在已经走向民主转型的国家之中,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更有可能维持长时间的民主。

      这一时期关于民主化研究的文献,主题是现代化与民主化的关系问题,而两者的正向关联性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这从经验上很容易理解,因为当时经济发达的国家基本上都是民主国家,而经济较为发达的非民主国家(如法西斯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要么已经崩溃,要么正在衰退。经济发展似乎与民主之间存在必然联系,这一思想也成为政治发展理论的核心观点。然而,自上世纪70年代始,早期民主化理论家的乐观观点遭到质疑。其中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从现实政治发展来看,成熟的民主国家经济开始滑坡,民主质量下降,刚刚走上民主之路的新兴国家纷纷“倒退”到非民主国家行列;与此相反,威权国家的经济发展如火如荼,却依然保持着威权体系的刚性。其次,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尤其是定量研究数据资料的扩展以及民主化地区比较研究的兴起,使得经济发展与民主程度的多样性关系逐渐呈现出来。一些民主理论家正是在反思李普赛特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把关注点从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转移到对制度发展的考察上。为此,学术界取得以下两种共识:

      首先,抛弃原有的简单化的理解经济发展与民主水平的方式,发现制度发展同样是民主巩固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从认识论上看,“乐观方程式”内在地包含了一种线性的逻辑思维,忽视了一种发展模式到另一种发展模式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对民主起消极作用的因素。①经济变量作为影响民主巩固的基本因素,受到特定社会制度表现能力的影响。也就是说,虽然经济发展是民主巩固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但是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可以简单辨别的因果关系。制度能力的缺失,会致使已经走向民主转型的经济发达国家民主质量的下降和民主治理功能的萎缩。即使是已经成熟的民主国家也面临国家制度的构建与国家能力提升问题。亨廷顿甚至认为,民主巩固需要得到具备稳定性与权威性的制度结构的支撑,否则制度能力的缺失与制度化水平不足将埋葬民主转型的成果。因此,单纯的经济变化不能证明民主是否巩固,制度变量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

      另外,民主制度能力与社会经济(经济发展)、文化条件(民主信念与社会资本)的相互作用与适应性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决定民主巩固的成果。经济发展会提升公民的利益要求,壮大中产阶级,继而刺激中产阶级的参与意识。如果这种参与需求无法通过民主的制度化渠道得到解决,就会产生“参与内爆”的结果,从而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危及民主的生存。

      其次,民主化进程并不是一种线性发展模式,从旧体制解体到高质量的民主之间存在着多种方向与方式。为此,应该重视对于过程和政治变迁顺序的考察。在一国起到作用的因素,在变化的社会条件中并不一定有效,这与转型的初始条件、基本动力与变迁过程密切相关。从此层面上讲,民主制度的完善可以看作是理解民主巩固的一个视角。因此,在探讨民主巩固的标准时,虽然不同的学者各执一词,互有争论,但是基本都认为民主制度的世俗化、定制化、规范化和适应性是民主巩固的必要条件。②这些学者将民主巩固理解为一种制度、规则、及形形色色的动机与挫折的复杂系统的民主,认为“当所有重要的政治团体将体制内主要的政治制度视为政治竞争唯一正当的架构并且遵守民主的游戏规则”时,该民主体制才被认为得到了巩固。

      这些学者普遍将民主巩固看作是一过程,在此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制度建设的作用都是重要的。一方面,初步具备民主制度能力的国家更容易实现民主的非暴力转型,而且政治精英也习惯在民主的框架内进行妥协。在民主巩固的震荡时期,民主制度的决策力、执行力和贯彻力尤为重要,它可以增强公民对于民主治理有效性的认可,从而巩固民主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制度能力会随着民主进程的进展而发生演变,会受到社会分裂程度、分立集团、外部势力以及偶然性重大事件的影响,因此民主制度生存的环境是异常复杂的。简而言之,对于民主制度的考察,必然与“善治”、政权合法性、政治文化等理论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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