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了其著名的观点，即自由民主制战胜与之相竞争的其他制度，意味着历史的终结①。不消说，苏联解体之后自由主义者们短暂的欢欣鼓舞，很快便被对在西方世界之外实施自由主义实践之困难的冷静分析所取代。残酷的种族战争、危害深重的贫困、横遭破坏的环境以及无处不在的腐败，这样一些更为显著地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为成功建立并巩固自由民主的政治安排设下了严重的障碍。然而这都被视为令人遗憾的(希望只是暂时的)、拖延历史之终结——也即自由民主最终战胜其竞争对手之时——的困扰。它们并不必然地对自由民主的理念构成挑战。人们普遍认为，只要有可能得到，自由民主是所有理性个体的心之所愿。 (一)“亚洲价值观”与新加坡模式对自由民主更为深刻的挑战则出现在东亚地区。20世纪90年代，围绕着“亚洲价值观”展开了一场争论。这一概念是由一些亚洲官员及其支持者提出的，旨在对抗西方式的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他们声称，亚洲人特别强调家庭和社会和谐，这也就暗示着，为了促进人权和民主，那些生活在混乱而破碎的西方社会的人们在干预亚洲事务的时候应当三思。就像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说的，亚洲人“毫不怀疑，一个社会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的社会，比起美国那种个人主义来说要更适合他们”②。这些言论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主要原因在于，东亚领导人看来正在主持着如同一份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所称的“20世纪，也可能是历史上最为持久而广泛的发展奇迹”③。 关于“亚洲价值观”的争论是由政治领导人带着可疑的动机加以主导的，但李光耀及其同仁的主张确实对亚洲社会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它促使东亚地区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去思索他们如何在一场有关人权的争论中自我定位，而他们此前并未在其中扮演什么实质性的角色。在20世纪90年代，这场争论主要聚焦于人权④。一种人权建制仅仅(或者主要)以在西方自由民主社会中建立起来的道德抱负及政治实践作为支撑，它究竟能有多么“普遍”呢？如果亚洲文化不像西方的那般个人主义化，那么也许有某种形式的统治和政策更加适用于亚洲社会呢？——这种形式不同于通常由自由主义理论家、西方政府和在没有东亚的大量投入的情况下制订的国际人权文件所认可的那种人权标准。如何使“亚洲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充实进“国际”人权建制，使其真正成为一种建立在被广泛接受的人权之上的国际秩序？批评“西方式”人权的亚洲评论家说，自由主义者既没有尊重亚洲那些有可能对一种“西方化”人权建制有纠偏作用的非自由主义的道德规范，也没有在使人权成为一个真正普遍的理念方面有所作为。 然而在1997至1998年间，东亚奇迹看来倾塌了，关于“亚洲价值观”的争论也深受其牵连。对许多人来说，这个终结来得可为时不晚，因为整场讨论似乎都搁浅在错误的理论前提上了。最明显的是，亚洲是一个巨大且极其多样化的大陆，拥有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这里容纳了众多宗教，如伊斯兰教、印度教、儒教、基督教和佛教，还有众多的种族、民族、习俗和语言。那种认为亚洲自身有着与西方根本不同的文化精华的观点，至少也不怎么站得住脚。亚洲的一些政治家，像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便公开质疑李光耀所主张的“亚洲价值观”。他辩称，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和实践不仅是普遍的，也同样适宜于他的国家⑤。既然是由那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提出的，要说“亚洲价值观”实际上就是“新加坡价值观”，只是有一点点夸大其实罢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新加坡对于有关政治价值讨论的创新性贡献：新加坡的官方话语之所以没有多少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性，一则因为它挑战了人权的普遍性，而更重要的是，它挑战了民主的普遍性。在“好”的民主政体和“坏”的专制政体之间，新加坡的领导人们摒弃了二分法。他们认为还是“贤能政治”的概念最为恰当地描述了新加坡的政治制度：鉴于新加坡人口不多、资源基础有限，这个国家应该归于最有天赋和最有声誉的人们所领导，选拔则依据品德来进行。让我们再次引用李光耀所说的话： 新加坡是一个建立在努力和品德，而不是取决于出身的财富或者特权基础上的社会。[精英提供了]符合人们利益的[国家]权力的方向、计划和管理……将我们有限而微薄的资源托付给这个群体，为的是让他们提供我们社会中的酵母菌、发酵剂和催化剂，仅仅这些便能够保证新加坡维持如常……这一社会体制使得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我们，提供了在亚洲位居第二的生活水平……现行计划和政策执行的主要负担，都落在三百位关键人物的肩上……这些人们出身于贫穷和中产家庭。他们来自于不同的语言学校。新加坡是一个贤能政治的社会。这些人是通过他们自身的良好品质、辛勤工作和高绩效来获得提升的。⑥ “贤能政治”的基本理念是，每个人都应当在受教育和参与政治方面机会均等，但每一个受教育的人并不具备同样的能力来进行符合道义的政治决断。因此，政治的任务便是挖掘出那些能力超常的人并让他们为政治团体服务。如果领导者表现良好，人们多半也会配合。 这样一种路径与新加坡华人社区的儒家理念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正如李显龙总理(也即李光耀之子)所解释的那样：“许多儒家理念仍与我们密切相关。王道(government by honorable men)的概念便是一个例子。君子有责任做对人民正确的事情，并且享有人们对他的信任和尊重。这比起西方那种认为政府应当被赋予尽可能有限的权力，并且除非得到证实，否则便总是面临着不信任的观念，要更适合我们。”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