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初以来，西方国家就不断地有课程史研究的成果出现，60年代以后，课程史的研究更是成为课程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而在我国，关于课程史的研究则长期处于学科边缘或者是自发状态。下面就为什么要研究课程史及如何研究课程史提出本文的思考，以就教各方同仁。 一、课程史：课程理论的重要研究领域 (一)世界课程史研究进程与我国研究的迟滞 20世纪早期，英美国家关于课程史的研究实际上就已经开始起步。关于19世纪和更早期的美国学校课本的资料可以在1904年Johnson和Littlefield的著作中找到，在英国的Foster Watson的评论中也可以找到英国现代学校学科出现的踪迹。而关于美国19世纪课程历史的概览性描述则包括由国家教育研究协会(The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NSSE)1926年出版的《第26年书》(The 26th Yearbook)，之后还有类似的1933年出版的《第32年书》(The 32nd Yearbook)和1945年的《第44年书》(The 44th Yearbook)。二战期间，课程史的研究有一个短暂的停顿期。到20世纪60年代，英、美等国的课程史研究取得了比较充分的发展。 这个时期关于课程史研究的重要事件是协会的创立、期刊的兴办和一批著作的出版。例如“大英教育史协会”成立于1967年，来年即出版通讯，1972年即出版期刊，从此以后课程史研究找到了发声途径。此外，该协会更举办了三个课程史的年度研讨会，其中出版了两本专书，分别是1971年的《变革中的课程》(The Changing Curriculum)和1979年的《战后课程的发展：一个历史的视角》(Post－war Curriculum Development:A Historical Appraisal)。在这期间，其他研讨会的部分个人文章也于1975年结集出版，名为《学校课程》(The School Curriculum)，该协会亦于1974年组成课程史经典研读小组。同时，课程研究期刊《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创立，收录学者对于英国的课程发展、中等教育阶层的课程系统，以及课程领域的各种层面研究的论文。 而在美国，Gremin(1961)的《学校的转型》(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和Krug(1964)的《美国高中的形成》(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High School)以及全国教育研究协会第26期的年刊《课程结构的基础和技巧》(The Foundation and Techniqute of Curriculum Construction)，这些作品被视为课程史领域研究的开始。[1]随后，哥伦比亚师范大学巴拉克(Bellack)教授于1969年发表美国课程史研究的经典论文《课程思想与实践的历史》(History of Curriculum Thought and Practice)，指出现行的课程研究缺乏历史视野，要求课程学者从史学的角度来研究课程，被认为是课程史作为学术领域的最早明确认定。[2]巴拉克的论文变成讨论课程史研究的起点，因为他为课程史研究划定了界线。1971年美国全国教育研究协会出版了课程研究的《第70年书》(The 70th Yearbook)，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与战后的课程发展。同时，北美的安大略教育研究所(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出版了两份期刊：《课程理论网络》(Curriculum Theory Network)和《课程探究》(Curriculum Inquiry)，对美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课程改革也有探讨。坦纳(Tanner)、卡斯维尔(Caswell)等课程学者都开始课程史领域的研究工作，巴拉克的学生克里巴德(H.M.Kliebard)更是这个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1986年，克里巴德出版经典名著《1893－1958年的美国课程斗争》(The Struggle for the American Curriculum:1893－1958)，1990年，坦纳也出版《学校课程史》(History of the Curriculum)，使得美国课程史的研究真正进入成熟阶段。 1977年，经过坦纳、卡斯维尔和巴拉克等人的积极奔走和筹备，美国的“课程史研究会”(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urriculum History)成立。1975年在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增加了两个部门：“课程与目标”和“历史与史学”，以用来资助关于课程历史的研究。 在我国台湾地区，钟鸿铭教授、白亦方教授、欧用生教授等也都在关注并研究课程史问题，白亦方教授出版了《课程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很多学校的教育(课程)系所的博、硕班都开了课程史研究的课程。相比较而言，大陆地区的课程史研究尚处于比较自发的状态中。说是自发状态，也就是有一些课程学者开始在关注并提出要研究课程史，比如较早期的吕达先生出版了课程史研究的专著；《中国教育学刊》2007年第5期刊出的任平博士的《不能忽视和懈怠的主题：课程史研究》，提出要研究课程史；《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年第1期刊出的何珊云博士的《课程史研究的经典范式与学术意义》；《全球教育展望》分别于2011年第8期、2012年第3期和2012年第4期刊出了吴刚平教授和余闻婧博士的《我国古代书院的“道——化”课程思想》、吴刚平教授和夏永庚博士的《学业考试为主课程评价制度的古典遗产与现代形态》和陈华博士《西方课程史的研究路径及内涵探析》等，以及一些其他散见的课程思想史研究文章，都开始在关注课程史及其研究问题。但从课程理论的整体研究层面来看，课程史的研究无论是在理论水平还是在成果方面都还非常的薄弱与不够。 (二)课程史研究的学术意义 正如杜威所言：“没有协调和连贯，事件就不是事件，而仅仅只是偶发。假如过去有任何意义，则必须和现在做协调。颠倒过来也是真的：(那就是)现在必须和过去相联接。”[3]杜威已明确地指出，任何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都肯定是受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孕育和限制，不管成功或失败，都必将对后续的历史发展产生影响。教育及课程领域的事件及改革也无不如此。但为何要研究课程史？其学术价值体现在哪里？ 台湾课程学者杨智颖教授2003年在总结概括很多专家的主张基础上，概括出课程史研究如下七点意义：提供课程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复杂关系；探讨社会脉络之间的关系，以检视某一特殊时期的课程是如何被教，为何要教，为何只在某些地区被教，以及为谁的利益而教；提供学科或功课表之正式结构背后的人类活动过程与动机；提供我们对于目前所评价的课程发展模式有所了解；提供现在及未来课程研究与实践的借鉴；协助我们了解已界定之专业与个人生活的传统；理解过去的课程是如何限制目前的课程发展。[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