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种不同的视角：“个人—教育—人类”与“儿童—教育—社会” 哲学是关于人性、人类、世界的基本观点，而教育直接关联着个人，教育要回归到个人，要求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康德的哲学体系强调理性、人性。人该如何获得理性、发展人性呢？我们不难发现，康德对教育的思考实际上就是其对理性人性等哲学问题思考的延展。“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①p5人生来具有动物性(野性)，教育要尽量消除野性，运用理性，引发人性，将动物性转变为人性。如此看来，儿童生来带有野性，对于这种野性，康德采用否定的态度，教育者应该采用规训、劝诫等方式加以否定，儿童在最初的阶段也应该服从成人世界的绝对意志、规则法规。教育通过保育、规训、塑造，最终引发儿童的人性，获得理性，达到人的本质的规定。在康德看来，每一个具体的人，特别是儿童，应该通过教育达到人类本应具备的人性，进而实现一种未来的、更加幸福的人类的前景。换言之，康德试图通过教育来实现其崇高的关于“人类”的理想，“个人—教育—人类”这种理性视角突破18世纪纯粹自然主义、个人主义的困境取得了某些进步，但似乎又蒙上了“人类主义”、“世界主义”缥缈的薄纱。 杜威“实用主义”的风潮从美国传到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掀开了所谓“人类主义”、“世界主义”理想化的面纱。他不再停留于康德这种“即便无法马上实现，也无损其崇高”的慰藉，他企图用“科学”、用“行动”、用“进步的教育”来推进一个“民主的社会”。教育是什么？“教育即指导”，②p27教育是个体通过有意识地社会指导，积极参与共同生活；“教育即生长”，②p44教育要尊重儿童的未成熟状态，利用儿童的本能，促使儿童不断生长；“教育即改造”，②p137儿童通过不断尝试(实验)与结果的联结获得经验，并持续不断地改造经验。从“保存经验”到“改造经验”，体现了从保守的教育到进步的教育的飞跃，更体现了杜威欲改造“保守的社会”成为“进步的社会”的理想与决心。教育就是连接儿童与社会两岸的桥梁，教育就是通向理想的民主社会的渡船。在“儿童—教育—社会”的视角中，教育的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而教育则是使哲学上分歧的具体化并受到检验的实验室。②p317从教育到哲学，芝加哥学校八年教育实验、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引领，使得杜威的教育思想似乎比康德更脚踏实地。 二、教育理想的实现：依靠开明人士的世代努力与科学精神指引下的教育实验 康德本人似乎也觉察到，这种“人类主义”的教育理论“实施起来困难重重”，“无法马上实现”①p6，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太过遥远。他直接指出：教育是一门艺术，它的运用必须经过许多世代才能逐步完善。①p7康德清楚地看到教育理想实现的种种阻力，因此他并不期望教育的改革能一蹴而就，教育只能循序渐进，只能通过世世代代的努力来实现。他认为教育也要靠实验，没有哪一代人能制定出一个完美的教育计划。康德认为，学校的组织应该只取决于最开明的专家的判断，①p9而非政治利益优先的国家。貌似只有这些开明的专家、私人才能不失公允地关心技能的获得、关注人性的发展、追求世界的至善。然而，教育的历史与现实在不断地质疑，单靠几个“开明的专家”，何时才能实现教育理想，抵达人性至善至美的彼岸世界？在一个强调服从、法则、制度的教育体系下，“开明的专家”需要突破多少重围才能执行其正确的判断力？此外，谁能保证“开明的专家”的判断万无一失呢？将系及整个人类未来的教育交付于少数开明的专家，就相当于将“人类主义”理想托付于大海捞针的偶然性。 相对“人类主义”，个体、政治集团、社会团体似乎比较青睐“民主的社会”，因为杜威所提出的“民主的社会”与每一个个体、政治集团、社会团体的实际生活和具体利益紧密相关。加之，杜威的反思性思维既一针见血地指出教育与社会存在的问题，也相应地提出许多可执行的解决方案，更对这些假设方案做了全面的逻辑分析和阐述。1896～1904年的芝加哥实验学校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这一教育实验至少证明了杜威的教育理想并不是纯粹的理想，而是考虑过实际可行性的理想。杜威与康德在教育理想的实现上，都认为教育是循序渐进，并非一蹴而就，但二人的观点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康德的循序渐进只是基于理想实现要历经未来世世代代努力，搪塞自己的无可奈何的宽慰，而杜威的循序渐进却无时无刻不在敦促所有关心教育的人士直面当前社会种种阻碍勇敢地推行教育改革。在杜威看来，进步的教育、民主的社会，并不是遥远的梦，而是可行并且可以实现的。 “科学”，杜威教育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无疑是实现其教育理想的首要力量。目前科学的进步已经彻底性地改变了人类有关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思想观念。例如，人不再盲目惧怕自然，而是认为自然有规律可循，产生“自然法”的观念；人有能力征服利用自然，衍生了关于人“力”的观念；个人不再畏惧某些人，开始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争取各种权利，出现“民主”的意识。科学的进步所引发的思想观念的转变，使教育理想的实现具备某些可能性，但是这远远不够。 “哲学、教育和社会理想与方法的改造，乃是携手并进的。”②p318杜威并没有明确指出，到底由谁来承担教育改革的重任，实现教育理想。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那些所谓“最开明的专家”，即便杜威本人也不行。杜威的教育实验失败，并不意味这种教育理想无法实现。教育改革在“尝试”与“结果”之间仍然需要发现“经验”，明确的教育理念指导下教育改革其过程本身就是生长，是教育的成长，是社会的进步。杜威的教育理想仅仅依靠少数开明的专家绝不能实现，教育的进步需要经过更广泛更深入的尝试与实验。杜威倡导教育服务于多数人，致力于整个社会的进步，由此，笔者相信杜威教育理想的最终实现也应当依靠那些不为当前社会习俗所束缚并能明智地坚守新观念的儿童、父母、教育者、政治家、思想家乃至哲学家。今天，社会中理智上倾向自由而非屈服的群体队伍日益壮大，至少诸如“80后”新一代父母教育需求的个性化与多样化、教育界持续不断的争论与实验、世界各国不遗余力的教育改革、人类在危机感与日俱增下全面的反思与思考等现象，犹如黎明前的混沌昭示着迷茫与绝望后的光明与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