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2-0182-007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制度化学校教育在我国获得了长足发展。学校已然成为了一个日益庞大和完备的社会机构体系,并被赋予这样一种根本使命:教育。国家为此雇用了数量庞大的教师,并为其投入数量更加庞大的财政性教育经费。这种制度化的学校教育为我国社会发展提供大量合格的人力资源,但仍然给人这样一种遗憾:没有培养出一定数量的创新人才和少量富有创造性的大师。我们的学校教育似乎成了“庸才的摇篮”,“灭杀”了在统计意义上存在于我们民族的潜在的杰出人才。人们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甚至各种“大师班”和“创新人才速成班”也被列于各种病急乱投医的良方之中。但在作者看来,其原因之一在于这种制度化的学校教育过于强调自己的教育职能,从而忘记了我们所期许的人才从来就不是学校教育出来的,而是这些潜在的人才通过自己自动的艰苦的学习造就的,特别是在学校之外的社会生活中磨炼出来的。在这一点上,被制度化学校教育日益遗忘的“学”以及与之相连的“兴”的儒家传统,也许会给人一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发现,甚至震撼。 一、学的传统 学是儒家教育思考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相对于康德所说的“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1],儒家传统更加强调“人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成为人”。 1.学即学与习的辩证 儒家传统中“学”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学与习。它不仅有我们今天意义上从不知到知、从不能到能的“学习”的意思,还有“践习”的意思,甚至“践习”的意思更多一点。也就是说,判断一个人有没有学习主要是看他有没有良好的践习和习惯,是否“择善而固执之”。一个人如果“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那么“虽日未学”,孔子也“必谓之学矣。”[2]51孔子之所以如此强调这种意义的“学”,是因为他所倡导的“仁”不仅是一个理论,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的事业即“爱人”。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孔子的“习”理解为学习,而且,正是因为“(学)习”才使得原本拥有相近之“性”的人们拉开了距离,即所谓的“性相近,习相远”。 从这个意义上,儒家把学习的目的定义为“修己安人”,把“学而优则仕”视为学的另一端,即“习”。既然“仕”被认为是一种优良的“习”,那么,必然是学的一种指向;既然“性相近,习相远”,那么,“习”就不能是一种胡乱盲目的作为,而是要通过学来加以觉解和援助,所谓“学然后知不足,学然后知困”。因此,“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2]165-166孔子的弟子赤也把“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等描述为“非曰能之,愿学焉”。因此,儒家不仅强调“学而优则仕”,同时也强调“仕者必如学”,不仅强调“学而时习之”,也强调“习而时学之”,也就是说,强调“学”与“习”的辩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学”被界定为一种经国之大略。《学记》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3]这一点,在我们今天的政治学习的惯例中可以体会到其流风余韵,甚至堕落官员的口头禅也经常是“忽视了学习”。 其实,儒家把这种既“学”且“习”的辩证过程界定为广义上的学,进而把“学”称为“为己之学”,即自我的持续不断地生成和提升,而非为了迎合他人的需要,或为了外在的功利。荀子说,“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4]小人之学是把学习视为“敲门砖”和“晋身之阶”,而放弃了学是为了自己的自我发展。《大学》把这种为己之学界定为一种止于至善的如琢如磨的自修和自新。按照《大学》的观点,这种为己之学并不是与他人无关,恰恰是在他者中得以真正的实现和落实,恰恰是一种成己(“明明德”)与成物(“亲民”)的持续过程。朱熹看到了为己之学中的“成己”与“成物”的关系,他借用程子之言指出:“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2]146因此,儒家的为己之学不仅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还包括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这一点与西方的学习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古希腊就把没有“习”的纯粹沉思视为“学”的最高境界。[5] 2.人是学的存在 既然天命之性“先天地相近”,但学习使得人们“后天地相远”,那么,学习就是成人的关键。“学而时习之”之所以“不亦乐乎”,就是因为它是符合我们本性的事业。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孟子和荀子都相信,人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出身和血缘造成的,而是学习造成的;人生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潜质,但由于后天的学习,个体才出现差异;人的完善是向着每个勤学之人开放,圣可学而致。 孔子本人就是这种学习理想的践行者。他自从15岁“志于学”,每隔10年一个境界,以至于70岁时优入圣域,“从心所欲不逾矩”。他在解释自己与他人差异时指出,其他人“不如丘之好学也”。孔子在晚年还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2]94 尽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2]307,但在他看来,人的德性并非自发产生,而是需要学习和求取,因为这些善端很容易丧失,所谓“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因此,他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2]312他警告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2]274从禽兽中超拔出来,关键在于“存养”即学习。他强调通过自己的学习,人皆可以为尧舜,可以跨越从“善”、“信”、“美”、“大”而进入“圣”和“神”的境界: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2]346-347 荀子相信人性中存在着不良倾向,因此“化性起伪”的学习对一个君子来说更加必要,需要终身地“学而时习之”。对此,《荀子·大略》有一段悲剧性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