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电视剧、流行音乐、电视广告、网络等媒体文化自诞生起，便对个体成长与社会演变产生了巨大影响。家庭及学校教育也因此遭遇严峻挑战，形成“公共教育危机”。为应对媒体文化的强劲影响，美、英等国的不少教师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便发起“媒体素养(media literacy)教育”运动，引导学生抵制“低俗”的媒体节目。[1]时至今日，西方各主要国家均已将媒体文化列为学校基本的学习领域，开发了大量的电影、广告及流行音乐课程。[2]可以说，自媒体文化崛起以来，西方教育实践领域应对其挑战的努力便从未中断过。 西方教育理论界的媒体文化教育探索同样由来已久。早在1943年，杜威就曾连续批判电影《莫斯科使命》，揭示其中的“斯大林集权主义”。[3]杜威虽没有明确地建构媒体文化教育学，但其“民主”理想与“集权主义”批判却为西方教育学者应对媒体文化提供了经典范式。从1983年加州大学河畔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Riveside)的多元文化教育专家科特斯(C.E.Cortes)在教师教育领域发展“大众媒体课程”，[4]到2010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的教育哲学教授凯尔纳(D.Kellner)推出新著《电影战争》，引导教师批判性地分析美国近十年的媒体景观，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与发扬了杜威的媒体批判精神。 中国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迎来媒体文化的兴盛时代，其对社会及个体成长产生的强大影响也引发了各方关注，但直到现在，媒体文化仍游离在中国教育正规课程体系之外。与此同时，与媒体文化早已成为美国著名教育学院的研究领域与专业课程不同，国内教育学界的理论生产及课程建设至今仍未重视媒体文化。只有少数学者曾对西方媒体教育状况做过考察，但其关注点是教育实践领域，较少涉及西方教育学界的媒体文化教育探索，因此所获得的“启示”常常是借鉴西方经验，直接探讨在学校层面发展媒体教育，[5]忽视了另一点更重要的来自西方教育学界的启示：这便是先在大学教育学院发展以媒体文化研究为本的教育学，使媒体文化研究进入教师教育的专业课程，将教师培养成优秀的媒体文化研究者。 显然，要想在学校发展有效的媒体文化或媒体素养教育，必须首先培养优秀的媒体文化教师。本文即是由此形成这样一点基本假设：对教育学者的媒体文化教育探索来说，首要的使命乃是回答媒体文化时代教育学者无法回避的一大难题：即面对纷繁复杂的媒体景观及其强大影响，应该引导教师从事什么样的媒体文化研究，将教师培养成什么样的媒体文化研究者。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本文选择了凯尔纳以及与之相关的媒体文化教育探索作为考察对象，通过梳理他们的回答，探讨从进步主义的教育立场出发，教育学者可以发展什么样的媒体文化研究，并用它来培养能在媒体世界自觉探寻进步教育道路的教师，从而积极应对媒体文化的强劲影响。 一、法兰克福学派：教师作为高贵文化的捍卫者 法兰克福学派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移居美国后便将重心转向了流行文化批判，教育人们在流行文化面前保持理性思考与文化尊严。他们在流行文化批判方面的开创性努力为教育学者分析媒体文化的内涵与影响提供了第一笔理论遗产。事实也是如此，吉鲁(H.A.Giroux)、凯尔纳、麦克拉伦(P.McLaren)等人八十年代起在教育学界发展媒体文化教育学时，都曾到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寻求理论基础，并将法兰克福学派视为媒体文化教育先驱。 如马丁·杰伊(M.Jay)所示，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许多知识创造都是为了分析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膜拜”起工业社会新出现的外在“权威”尤其是“法西斯主义”，以及这种膜拜引发的人格与心灵扭曲，进而教导人们在非理性的权威膜拜社会氛围中，保持“康德式的理性自主与尊严”。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美国四十年代崛起的流行文化正是另一种新的“集权主义”形式，它同样可以摧毁人的理性，因此必须发展一种流行文化批判，防止个体被其中隐含的低俗意图吞没，丧失文化上的高贵尊严。[6] 言外之意，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其一贯的高贵与低俗、自主与盲从、理性与非理性等两元对立架构，为媒体文化教育预设了合理的价值追求，如果教育学者采纳他们的理论架构，自然会将教师培养成理性自主及高贵文化的捍卫者，激励教师引导学生分析流行文化的“集权主义”本质。而法兰克福学派恰好还为教育学者及教师分析流行文化的“集权主义”本质及其危害提供了一副理论工具。在著名的《论文化工业》中，霍克海姆和阿多诺联手设计了一套“文化工业”理论，意在批判流行文化的企业化生产体系及其“商业化”属性，揭示其生产低俗的“文化商品”来刺激、支配大众，使大众成为低俗的流行文化消费者，从而获取“利润”。 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为教育学者发展媒体文化教育提供的基本理论。虽然“文化工业”或“文化商品”理论并不能全面透视成分复杂的媒体世界，但却有助于教育学者针对“商业化”的媒体文化发展出一种有效的课程与教育力量，从而启发教师深入分析这类媒体文化的生产机制及意图。如果将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流行文化批判著作，如《现代音乐哲学》、《单向度的人》等，引入教师教育领域，教师除了掌握法兰克福学派的流行文化理论外，还可能在教育信仰方面被熏陶成高贵文化与独立人格的捍卫者、塑造者，乃至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坚信，教育、文化或艺术“必须超越大众的流行意识”和“单向度”的“市场取向”。[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