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2)06-0052-09 近年来，功利教育①(Education for Profit，又译为“为盈利的教育”)成为教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一些译著陆续在国内出版。其中，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raven Nussbaum)的《告别功利：人文教育忧思录》(以下简称《告别功利》)就是这样一本关注教育中的功利主义问题的重要著作，该书在美国一经出版就成为媒体和学者评论的焦点。努斯鲍姆在该书中指出，在当代，实行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遭遇了同一问题的困扰，这一问题就是功利教育。在不同国家，功利教育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从本质上看主要表现为教育首先是为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服务的工具。功利教育给各国带来了相似的危险，如人们同情心的丧失和道德冷漠现象的增加以及相伴随的社会普遍道德感的缺失。因此，拒绝功利教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努斯鲍姆指出，解决当前困境的出路是实现由功利教育向民主教育(Democratic Education)转型。然而，拒绝功利教育何以可能？努斯鲍姆声称的民主教育有何与众不同，以至于可以成为功利教育的有效替代方案？努斯鲍姆在书中并未就此问题给出学理上的阐释，而这正是本文所要致力于实现的目标。对功利教育和民主教育之关系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对当前我国教育实践中的功利主义问题作出有效的回应。 一、努斯鲍姆论功利教育 努斯鲍姆在《告别功利》中用极具感染力的语言描述了功利教育在当今各国教育实践中极为盛行的状况。正如译者肖聿在该书的译序里对这一状况所做的概括：首先，各国领导人不重视人文教育，而是强调国家财富和个人财富的增长，教育应该为实现上述目标而服务；其次，高等教育逐渐沦为商业的一部分，学术研究被描述为一种叫卖活动，却无人对这种贬损之言提出抗议；另外，大学生只学习一些为就业准备的技能，学院不鼓励学生掌握独立研究的技能，大学日益沦为职业培训机构，等等。面对功利教育的各种表现形式，努斯鲍姆努力提醒人们警惕功利教育带来的教育危机。而这一教育危机已经超过国界，超越政治制度，逐渐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教育危机。努斯鲍姆指出了伴随功利教育而来的教育危机的实质后果。近年来，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教育的目的不由自主地滑向了令人担忧的方向。发达国家急切地借助教育维持其科技和经济上的传统优势，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则焦急地借助教育实现其现代化梦想。几乎所有国家将培养学生的经济生产力作为教育的主要目标，而逐渐淡忘了教育之根本使命：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想象力和同情心，使其成为有知识、有技能、有道德、负责任的民主公民。偏离此目的的教育不仅是短视的，还能腐蚀青年人质疑权威的勇气与能力，削弱其对处境不利者和少数族群的同情心。这些基本能力是民主制度得以维系的关键所在，它们的缺失必然对民主制度的健康运行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努斯鲍姆特别提醒人们，“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选择生活在虽然经济繁荣却不再民主的国家里”[1]10-11。 然而，在教育实践以及具体的教育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人们面临如下事实和悖论：一方面，就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点，人们并不反对，甚至希望加强这种作用；而另一方面，人们能够就拒绝努斯鲍姆所批判的功利教育达成共识。虽然这一共识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能够就如何拒绝功利教育达成一致，当人们考虑到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时情况尤其是这样。努斯鲍姆在《告别功利》中集中讨论了如何拒绝当前盛行的功利教育，她明确指出“民主教育”理应成为人们的合理选择。但是，为什么“民主教育是对抗功利教育的行之有效的替代方案”？她并未就此给出充足的理由。 作为自由主义的理论家，努斯鲍姆将“民主”概念作为其理论中的一个自明的(Self-evident)前提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在自由主义理论传统中，民主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我们习惯上认为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民主制度就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制度。但是，这一观点更接近于古典民主的概念。在古希腊城邦政治中，雅典实行的就是这种纯粹的直接民主制度。努斯鲍姆也提到，苏格拉底就是死于民主制度，准确地讲就是民主制度害死了苏格拉底。[1]47-48因此不受限制的民主制度常常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乃至自由和生命就是在所难免的了。但是，民主制度的优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民主制度奠基于自由，它允许公民参与公共辩论和批判性思考，而不盲从于大多数人的意见。现代民主的概念与古典民主观念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摒弃了等级性，主张人人平等，至少是从道德的角度看实现了平等待人。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如果无法兑现平等待人的承诺，其正当性便会遭受质疑，进而威胁到民主制度本身，正如努斯鲍姆所言，“民主建立在对每个人的尊重上”[1]6。换言之，现代民主制度所持有的平等主义的立场有利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人免于多数甚至是社会总体功利的宰制。所以，民主概念作为努斯鲍姆政治和教育理论的一个自明的前提似乎就不难理解。 然而，这一前提却无助于解释为何功利教育没有国界，为何实行不同政治制度(包括没有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的国家却遭遇了同样的难题。因此，我们必须努力找出这些不同性质的国家所具有的某些共同特质，因为这些特质正是当今世界各国肆虐的功利教育的真正病灶，也是我们理解功利教育、民主制度以及民主教育之关系的关键所在。在明晰这些特质之后，我们方可进一步评估民主教育是否如努斯鲍姆所声称的那样能够有效地克服功利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