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教育哲学学科的自我构建，并指导教育实践的发展， 这是当前中国教育哲学学科建设必须完成的两大任务。为了完成这两大任务，一些学者已就20世纪以来教育哲学学科在中国的建设状况进行了研究，但综观这些研究，大多聚焦在20世纪下半叶。基于这个原因，本文试图对中国学者在20世纪上半叶所进行的教育哲学学科建设进行比较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一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经历了引进、初创、成型三个阶段。 （一）引进阶段（1919年—1922年） 教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是在20世纪初。同其他教育学学科一样， “引进”也是教育哲学在中国形成和发展的起点。（注：侯怀银.20世纪上半叶教育学在中国引进的回顾与反思[J].教育研究，2001,（12）.）但教育哲学的引进同其他教育学学科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引进时间晚。作为一门学科的西方教育学最早由王国维于1901年引进， 他也是较早阐述哲学的作用以及哲学与教育的关系的学者，曾提出哲学是与教育学有相互关系之学。（注：教育和哲学关系已受到当时学者的重视。参见：挚哉.教育学之哲学根据[ J].教育周报，1916,（27）、（28）、（29）、（30）、（31）、（35）.志厚.近世教育与哲学之关系[J].教育杂志，1916,（3）、（4）.刘伯明.哲学与教育[J].新教育，1918,（3）.东荪.哲学与教育[J].学灯，1918,（9）.）但直到1919年杜威来华讲演，“国内一般教育家大受杜威的新刺激，才开始研究教育哲学”。（注：姜琦.中国教育哲学底派别及今后教育哲学应取底态度与观察点[J].厦门大学学报，1930,（1）.）据笔者考察，“教育哲学”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19年，即杜威演讲、毋忘笔录的《教育哲学》，刊载在《云南教育杂志》1919年第八卷第10、第11、第12号上。 第二，直接从美国引进。作为一门学科的西方教育学最初以日本为媒介间接引进，1915年后从美国直接引进。教育哲学在中国的引进一开始就从美国直接引进。虽然在1910年日本学者佐藤藤太就翻译并出版了霍恩的《教育哲学》，但由于日本教育哲学当时尚处于“贫穷”阶段，受德国影响较深，未“采用美国的教育哲学的内容”。（注：姜琦.日本现代教育哲学的发生与派别及其趋势[J].教育研究，1931,（32）.）中国学者翻译日本教育哲学的著作和文章甚少。如日本学者稻毛诅风1922年出版的《教育哲学概说》，1924年出版的《教育哲学概论》与《教育哲学之研究》，以及1941年出版的《教育哲学》等都未被翻译介绍到中国。 第三，引进的数量少、范围小。主要是杜威讲述、 常道直编译的《平民主义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注：由杜威亲自作序。常道直的编译本与杜威原著有一些章节不同，是据杜威 1920年秋—1921年夏在北京高师教育研究科讲授教育哲学时“逐日所记英文笔记译出”，不是对原著的翻译。原著的翻译本由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即杜威著、邹恩润译的《民本主义与教育》。）所引进和研究的教育哲学“大都不出于杜威一派的教育哲学之范围”。（注：从整体上看，在20世纪上半叶，教育哲学的著作引进不多。 除孟宪承译的《教育哲学大意》和周从政译述的《教育哲学》外，主要有：鲁斯克：《教育与哲学》，（华严书局，1929年版）；杜威讲演，郭智方等笔记：《杜威教育哲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亚丹士：《教育哲学史》，（中华书局，1934年版）；张怀编译：《教育哲学》，（传信书局，1935年版）；柴尔兹：《教育与实验主义哲学》，（正中书局，1948年版）。） （二）初创阶段（1923年—1926年） “引进”确立了教育哲学在中国建立的基础，揭开了教育哲学在中国发展的序幕。教育哲学在中国开始成为一门具有现代知识形态意义的学问，并作为教育学体系中一门十分重要的基础理论学科进入到大学的教育体制当中，南京高师最早开设了教育哲学课程。此间，中国出现了专门研究教育哲学的中国学者，这些学者开始编写教育哲学著作和教材，主要有：范寿康著《教育哲学大纲》（中华学艺社1923年版）、胡国钰《教育哲学》讲稿（《教育丛刊》1923年第4卷第5集）、李石岑等著《教育哲学》（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萧恩承著《教育哲学》（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等。以1923年出版的范寿康所著《教育哲学大纲》为标志，中国学者初步创建了教育哲学学科。 （三）成型阶段（1927年—1949年） 从1927年开始，针对外来教育学不能很好地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状况， 一批中国学者开始试图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探索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道路，提出要在“介绍外国教育文化的理论和实际”的同时，“创造独立的教育理论和方法”。（注：何炳松.本杂志的使命[J].教育杂志，1934,（1）.）在这种背景下，1928年和1929年，邱椿发表《教育哲学的新生命》（文化社出版）和《教育哲学的历史哲学》（《教育研究》第13期），提出教育哲学就是教育价值论，要运用新唯物史观去研究教育哲学，与杜威的教育哲学脱离，形成自己的教育哲学。吴俊升具体提出“中国教育需要一种哲学”，并以试验主义与社会哲学尝试建立中国教育哲学。姜琦则更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建设中国的教育哲学，“创造一种新教育哲学以解决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注：姜琦.中国教育哲学体系问题之研究[J].教育杂志，1937,（27）、（9）、（10）.）。他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教育研究》、《教育杂志》等杂志上就中国教育哲学的方向、中国教育哲学体系、中国教育哲学研究方法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就如何建设中国教育哲学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注：还有一些学者进行了讨论。参见：赵子凡.中国教育所需要的教育哲学如何产生[N].大公报·明日之教育，1935—1—7；边理庭.建设我们的教育哲学[N].大公报·明日之教育.1937—4—29；叶青.中国教育哲学概论[J].教育杂志，1937,（9）、（10）；张益弘.中国教育哲学的问题[J].教育杂志1937,（9）、（10）；崔载阳.中国民族教育哲学[J].教育研究，（77）；梁瓯第.非常时期中国教育哲学的趋向[J].教育研究，（81），等.）中国学者在对当时中国社会和教育状况进行比较充分的体认基础上，逐步从简单学习、吸收国外的教育哲学转向独立地进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