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学史上，理性主义构成了教育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的框架。教育学在理性主义框架的规约下形成了日益严密的逻辑体系，制造了教育学的“繁荣景象”。而在由此构筑起体系结构相对完整的“教育学”时，教育理论在对“学”的眷注中却日益失去了对其根底——教育生活的思考。 教育研究中的书斋化倾向和移植倾向使得教育理论越来越远离课堂。教育研究中的书斋化倾向严重制约了理论研究的实践价值，进而造成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文化阻隔现象。教育研究中的移植倾向必然会造成教育理论的贬值，甚至导致错误的结论。为了消除理论主体和实践主体之间的“文化阻隔”，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教育研究的性质，确认教育研究是一种实用性和情境性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强化研究者的实践意识、批判意识和原创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