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以来，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科举”是一个贬义词， 科举制则是帝制时代一种腐朽落后的、扼杀人才的取士制度。长期以来，科举制多是作为批判的对象而被加以介绍的。1905年科举制寿终正寝时，对科举的否定评价，似乎已经是盖棺论定了，而且百年来占主流的评价也一直是负面的。因此，现在看到本文的题目《为科举制平反》，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不可思议或以为只是危言耸听。不过，只要我们冷静客观地重新审视科举制，便可知道直接提出“为科举制平反”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而是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的。 科举时代在一百年前就已终结，尊崇科举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在科举停废一百年后的今天，盲目批判科举制的时代应该过去了，将科举制妖魔化的现象也该结束了。 一、平反的呼声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自科举制废止之后不久，就开始有人提出为科举制平反。 而且，这种呼声时断时续，总的来说还越来越大。 一千三百年中国科举史上，科举制曾被废止过数次， 每次在废止之后不久便有人提出为科举制平反，要求恢复科举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虽然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古代大不相同，已经没有了科举制生存的社会文化土壤，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科举制走到万劫不复的境地。但在此后才几年，也一样有人提出恢复科举制。其中较有影响的是，1907年中书黄运藩以“整顿学务”为名提出恢复科举，给事中李灼华奏请变通学校规则，“兼行科举”，结果都被否定。民国以后，也还有一些人为科举制的遭遇鸣不平，不过因人微言轻，影响不大。以不仅举清末民初一些著名人物为科举制平反的事例。 最早提出为科举制平反的著名人物是戊戌变法时期极力批判科举的梁启超。1910年，梁启超已说“科举非恶制也”，他不仅认为科举不是一种坏的制度，而且还认为“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他公开提出了为科举平反的主张，甚至直接说：“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提出恢复科举的建议（注：梁启超：《官制与官规》，《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8页。）。只是当时梁启超的这番言论并未引起多少人的重视，以至于长期以来一般人仅知道梁启超早先批判科举的立场，而很少有人听说他还曾发出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吁。梁启超的幡然悔悟，十分值得我们深思。 五四时期重要的科学启蒙者和自由主义思想家杜亚泉在1911 年撰文指出：“吾直以当日之设学堂、废科举，为多事矣。向使当日者，不废科举之制度，但稍稍改易其课试之程式”，那么，这种科举改革所产生的效果，会比废科举兴学堂的效果更好（注：田建业等：《杜亚泉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他是最早提出科举制其实可以不废这一观点的名人之一。 另一位在科举废后不久却赞美科举的伟人是孙中山。民国建立后， 孙中山在各种场合一再称赞中国古代考试的公平性，强调考试在政府选任官员中的重要性。他在《五权宪法》等演说中多次说过：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孙中山是在游历东西洋多国作过比较之后，且看到民国建立以后各路军阀拥兵自重、强权决定官员选任的状况，痛定思痛才发出此论的。孙中山还指出：“自世卿贵族门阀举荐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注：孙中山：《与刘成禺对话》，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5页。）这是直接为科举制平反的言论，他不仅称赞科举制度本身，而且连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加以肯定。孙中山的观点导致了后来民国考试院的建立，实际上是科举制的复活。 后来一些著名学者对科举制也有相当中肯的评价， 如胡适认为现代中国的历史基础之一便是科举制度。他说：“这种制度确实十分客观、十分公正，学子们若失意考场，也极少埋怨考试制度不公……它是一个公正的制度，即使是最贫贱家庭的男儿也能够通过正常的竞争程序而爬升到帝国最荣耀、最有权力的职位上。经过这种制度的长期训练，中国人心中已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政府应掌握在最能胜任管治工作的人的手中；政府官员并非天生就属于某一特殊阶级，而应通过某种向所有志愿参加考试的人敞开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来选任。”（注：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页。）在谈到戊戌变法时，胡适又说：“康梁变法的时候，只是空洞地吸收外国文化，不知道紧要的是什么。学堂是造就人才的地方，学堂不能代替考试的制度；用学校代替考试，是盲目的改革。结果造成中国二十五年来用人行政没有客观的、公开的用人标准。”（注：耿志云：《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页。） 钱穆在1951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一文中认为， 科举制“因有种种缺点，种种流弊，自该随时变通，但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注：钱穆：《国史新论》，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版，第114～115页。）。1955年，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 钱穆又说：“无论如何，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智力，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这决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上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注：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