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批判与保守的辩证：德国公民教育的理论考察

      1784年，德国哲学家康德指出：启蒙就是从其自我招致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未成年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引导，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拿出勇气来！这就是启蒙的口号。[1]但直到二战之前，德国公民教育一直对“独立使用自己理性”的成年状态的启蒙目的持怀疑态度，其公民教育充满了权威、灌输和宣传。即使在被称为多元主义的魏玛共和国时期，其公民教育对批判精神仍存疑虑，权威、灌输和保守的色彩依然浓重。纳粹时期的公民教育在“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思想指导下，更是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

      在如此悠久的强调灌输和保守的公民教育传统中，二战之后的美国占领当局对德国的教育民主改造最初遭受了失败，直到20世纪60年代，公民教育中的批判精神才开始发荣滋长，康德“勇于认知”的启蒙呼吁才变成现实，但同时也走向了激进的批判主义，从而引起新保守主义的平衡要求。

      一、新左派的公民教育的实践和思考

      (一)公民教育的批判转向

      1950-196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由基督教民主联盟(CDU)执政，其主要任务是社会经济重建，在公民教育上实施和谐教育学(Partnerschaftspdagogik)。但是，随着重建任务及经济增长的放缓，特别是1966年结构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国内矛盾开始浮现并加剧，强调社会和谐的公民教育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另一方面，由于强调社会团结与合作，公民教育中的“社会研究”和“历史”等学科，对纳粹的历史根源都采取回避态度和冷淡处理。1959年，科隆犹太教会堂被人涂上纳粹字符让德国民众深感震惊。他们认为集权政治虽已过去，但人们内心的集权还未受到认真反思和批判。哲学家阿多诺指出，“让奥斯维辛永不再来，是教育的根本任务。”[2]

      1965年，吉塞克(Hermann Giesecke)受社会学家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冲突社会学的影响，建立了政治教育的冲突教学论学派。在他看来，社会冲突不是社会秩序与和谐的破坏者，而是作为“突出的”创造力和作为社会变迁的“发动机”，因此，政治教育不应该把政治学习理解为教训和教导，而是应该直接分析社会冲突，以培养青少年社会变革所需要的“冲突能力”。1969年，带有左派色彩的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联合)上台执政，德国的公民教育出现了批判转向，冲突教育学(Konfliktpdagogik)也成为了主导的公民教育理论。“冲突能力”、“批判精神”和“解放”成为公民教育的核心关注。

      (二)解放成为公民教育的主导观念

      德国批判转向的公民教育在理论上主要吸收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解放学说，因而又被称为新左派的公民教育学说。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如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论述，受到多数教育理论者和实践者以及大学生的热情接受，成为公民教育中批判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武器。不过，批判理论的解放理念尽管都指向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即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但其侧重点有所不同：

      第一，在阿多诺与霍克海默那里，解放就是否定的理性，就是从现存社会解放出去。他们认为，纳粹之恶与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因而倡导与资产阶级体面、秩序和清洁相反的思想和性格特征。

      第二，在马尔库塞那里，解放意味着价值理性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在他看来，所谓解放就是认识到资本主义技术社会所导致的人的屈从地位、被操纵和异化。为了从这些屈从、操纵和异化中解放出来，人必须认识到自己真正的需要。一旦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的真正需要，他们就会认识到一种新的社会的新需要。

      第三，哈贝马斯则把解放视为人的基本兴趣之一，是人的交往理性的无压制的使用。在没有权威的商谈中，参与者通过不断地质疑和对质疑的重新考察来重新建立容许人解放的社会规范。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解放思想的影响之下，德国一些重要的教育学家把解放纳入到其教育思考之中。莫伦豪尔(K.Mollenhauer)接受了哈贝马斯的解放的认识兴趣说，指出，教育科学的建构原则主体的成年状态，它必须与教育科学对于解放的主要兴趣一致。[3]教育科学的认识兴趣，是对解放的兴趣，也就是，“主体从限制其理性以及与理性相关的社会行动的条件中解放出来。”[4]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克服所有限制人的自由发展和使之物化的一切。布兰卡茨(Herwig Blankertz)一方面继承了批判理论的解放思想，另一方面，他又试图将解放概念与康德启蒙思想相结合，认为“解放”就是使人达到能够“独立使用自己的理性”的成年状态。[5]在他看来，“教育尽管与先验的主体有关，但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成年状态和解放应该是教育理论的核心的认识对象。这就要求在理性优先的基础上，把对主体的教育兴趣与其社会功能联系起来，克服真实社会中的权力压制，以达到真正的人的生活。”[6]

      在教育学思考的这种解放转向的影响之下，德国公民教育中的政治教育的目的被界定为社会的民主和个人的解放。前者意味着参与现存社会变革的斗争，通过反对权威的社会结构，反对压制和操纵，克服政治冷淡意识、无政治意识和对于统治机器的无力感，认识和减少人对人的不必要的，非理性的控制形式，减少社会秩序所引起的依赖，以变革现存社会关系。个人的解放首先意味着认识到人的社会依赖，认识到决定人的命运、阻止其自主的权力关系，同时要认识到在现存社会不仅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被强烈压制的需要。[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