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2)11-0009-08 “教育救国论”是伴随着国家和民族出现危机形成的通过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以达救国、救亡目的的理论。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西方的“声光电化”及科学技术、社会文化潮水一般涌入国门，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局与危机。如何变危机为转机，如何解除亡国灭种之危，中华民族如何转弱为强，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教育救国”这一思想理论武器。然而，因“教育救国”思想并未能使中国摆脱危机与厄运，遭到各方贬斥性评价。那么，应当怎样评价席卷中国大半个世纪之久，深刻地影响到社会各个层面的“教育救国”思潮呢？ 一、社会改良的路向 “教育救国论”的形成，是为了破解中国社会面临的亡国灭种难题。在近代中国突如其来的亡国危机面前，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就破解亡国危机提出了种种救亡方略，“教育救国论”正是这种种救亡方略之一。教育救国论者的救国方略选择，一开始就决定了这是一条社会改良之路，先天性地决定了“教育救国”论带有鲜明的社会改良性质。 近现代中国，通常将社会局部改革而不是全面变革的思想称之为改良主义。这种思想主张社会进化方式不是激烈破坏的手段，而是渐进地、有秩序地进行。陈独秀依据杜威的社会改良理论，提出通过改良促使社会进步的主张。他说：“从前的社会组织有病，非把他改良不可。”[1](P426)赞同“从实际事业上一步一步的开步走，一件一件的创造出来”[2](P479)。还说：“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3](P44-45)主张渐进的，非暴力革命的社会进步方式。 陶行知深受西方社会进化思想的影响，认为民主自由社会的实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现实民主自由社会，中间要一津梁，这就是社会改良。辛亥革命后推倒一个大清皇帝，来了若干个“共和”的“皇帝”，生出了许多弊端，其原因就是辛亥革命的暴力手段“发动太过”。陶行知总结了走向共和的历史规律，说：“专制人民，不能一跃而至共和。其间有一定之顺序，不可强求，不可速长。否则，妄解自由，谬倡平等，秩序紊，伦常乱，公理昧，权利争，祸患所中，烈于洪水猛兽。吾国共和初建，人民莫不以为成功之速，超越全球。不及三载，福利未享，而纲纪瓦裂殆尽，民生日趋艰窘。非共和之不足救国，发动太过之咎耳！”[4](P53)认为这场革命的发动者未行改良，而采用暴力手段，背离了中国的国情。正因为这场革命太过，几年后这场革命“至今已成陈迹，而无讨论之价值。然因发动太过，故有今日之反动力”。陶行知指出，实现共和必有赖于教育，“教育苟良，则人民生计必能渐臻满意。可见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失败”。如果民生凋敝，共和就失去其扎实基础，舍教育共和难以玉成。他指出：“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况自由平等，恃民胞而立，恃正名而明。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真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4](P51)足见教育是中国实现共和，人民安居乐业的宝筏。政治的改良，国民劣根性的根除，人民素质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甚至培育共和的领袖和共和的国民，无不有赖于教育，教育承担着重大而艰巨的重任，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生生不息的原动力，决定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整个系统的维系和发展。 北洋政府拟在日本单方面拟定的“二十一条”上签字的消息传出后，激进的青年要“对日作战！必要的话，就战至亡国灭种”！“纵使对日作战不幸战败而至于亡国——纵使这是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后果，我们也只有对日作战！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可循……让我们对日抗战，被日本征服，作比利时第二！”[5](P213)胡适坚定地回应说：“用只手来推挽大海的狂澜，算不得勇敢；以卵击石，更不算英雄”，不要“自招覆灭”，不能“硬要去蹈比利时的覆辙”。当务之急是“各就本分，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学习。……我们要严肃、冷静、不惊、不慌地继续我们的学业。充实自己，为祖国力争上游”。他恳切地说：“所以出诸至诚和报国之心，我要说对日用兵论是胡说和愚昧。”[6](P215)他在1916年1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在教育。”“九一八事变”后，学风丕变，“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紧锣密鼓，课桌不平静，实验室在颤动，学校和社会嚣闹非凡。胡适发表《告北平各大学同学书》，对学生游行示威“革命”行动严厉批评：“若长此荒废学业，今日生一枝节，明日造一惨案，岂但于报国救国毫无裨益，简直是青年人自放弃其本身责任，自破坏国家将来之干城了！”[5](P278)胡适认为：“文明不是拢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拢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7](P658-659)他将实验主义和达尔文主义应用到中国社会发展上，形成了他的要使中国富强必须以文化思想领域的变革为手段，来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1916年1月，胡适致许怡荪的信中论及如何“从根本下手，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时指出：“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近来洞见国事与天下事均非捷径所能为功。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倘以三年之艾为迂远而不为，则终亦必亡而已矣。”[8](P306)胡适认为：“教育乃是社会进化和改良的根本方法……教育根据于社会观念，支配个人的活动，这便是社会革新的唯一可靠的方法。”[9](P40)社会进步是一点一滴的改良，今日改一点，明日改一点，就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不是急风暴雨般的暴力革命，是“零售”，不是“批发”。所以，他要求青年学生向法国科学家巴斯德学习，“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实验室”[10](P551)。 陶行知、胡适等教育家的“教育救国”思想，所遵循的正是一条改良主义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