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到来之际，全球发生的三大变化——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口的爆炸性增长；资源短缺、生态恶化、环境污染，不仅没因人类对其有了一定的意识而放缓日益加剧的趋势，反而呈现出将引发一系列深层危机的征兆。全球性的问题，必须全球共同努力才能解决。于是，这一在很大程度上，因人类自身发展的短视和无序所致的困境，迫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无论其社会制度如何，都坐在一起，以期商量出一个大家都能走上良性发展道路的对策。可持续发展便是人类希望走出这一困境的共识。在可持续发展中，一个关键的转变便是“从物的发展到人的发展”。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从“以物为中心的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的转化呢？这是不是个普遍趋势？讨论这些问题对我国的社会发展极具现实意义。 从本质上说，从“以物为中心的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的转化的发生并不是人类的自觉选择，而是一种被逼入绝境后的被动选择。也就是说，造成人类不得不转化的，是“以物为中心的发展”难以为继了。一味地向“外部世界进军”，“向大自然索取”已经行不通，人类的社会发展不得不转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上来。“我们的结论是：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注：《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李宝恒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9页。） 退而求其次，就算完全从“以物为中心的发展”出发，与传统的经济增长观念主要以产值——收入为评价标准不同的是，国家财富的构成应包含四个方面：第一，自然资源——土地、水源、木材以及地下资产，即石油、黄金和铁等的经济价值。这一部分通常是个常数，即是不变的。第二，人力资源——人们的生产能力（如教育、营养）所代表的价值。这一部分便是个变数，而导致其变的关键又在于教育。第三，产出资产——机器工厂、基础设施、水利系统、公路和铁路等。这一部分也是个变数，其大小又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源的先进与否。第四，社会资本——不是以个人为代表，而是以集体形式出现的家庭和社区之类的人员组织和机构的生产价值。（注：缪青：《确立新的发展评价模式》，《解放日报》1996年2月14日。） 据世界银行对全球192个国家的统计，发展中国家的63个原料出口国，在世界总财富中，其所占有的份额仅为4.6%。其中，人力资源占36%，产出资产占20%，自然资源高达44%。相比之下的29个发达国家，则拥有世界总财富的79.6%之巨。其中，人力资源高达67%，而产出资产为16%，自然资源17%。此外，如按照传统的GNP排名，号称世界首富的美国，其人均财富为421,000美元，在其总构成中，自然资源占了25%，而人力资源仅占59%，产出资产占16%。于是，相对于人力资源占81%，产出资产占18%，自然资源仅占2%，而其人均财富高达565,000美元的日本，美国在世界银行公布的新排行榜上，就明显地落后了，仅占第十二位。 上面两例很说明问题。如果说，从原料输出国与发达国家的例子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与其说表现在经济上，不如说根子在教育上。此外，还可找一些经济之外的，诸如历史的、政治制度等的原因，那么，在美国与日本人均占有财富的差距的例子中，这类的原因便完全不能成立了。讲起点，日本比美国低许多；讲资源，日本也比美国贫若干；而唯一能解释日本比美国人均财富多的原因，只有人力资源一项日本高于美国，并因之导致产出资产也高于美国。倘若扣除美国在自然资源方面所占的优势，恐怕日本在人力资源方面所占的优势还要更突出一些。造成日本人力资源优势的主要便是教育。 因此，一方面是“以物为中心的发展”已进入死胡同，一方面是随着物的发展中的科技含量的巨增——即人才作用的剧增——而尝到的甜头，这一转化便必然到来。 既是必然到来，那么中国当今的发展亦不能不发生这样一个从“以物为中心的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的转化。这对当今中国，尤有意义。 “以物为中心的发展”，在当今中国堪称到了恶性的物性膨胀的地步。外部增长的“极限”问题——人口巨增、耕地锐减、污染日甚、资源短缺、道德沦丧等等——堪称前所未有的严重，也引起了全社会前所未有的极大关注。就近提倡的“精神文明”应该说是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后的对策。然而，无论是“精神文明”也罢，“科教兴国”也罢，其实质问题便是人自身素质的提高，也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这一点，对于人口占了世界总人口的1/4，而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仅及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2的我国而言，应该是格外重要的。变人口包袱为人口动力是中国发展的唯一出路，这只能依靠教育。 然而，目前盛行的则是“以物为中心”的教育发展观。“以物为中心”的教育发展观有两大误区：以经济为中轴和科学（自然科学）至上。 所谓经济中轴，便是一切从经济发展出发，一切又归结到经济发展那里。一个典型的提法便是，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新体制，或者教育要适应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其核心就是教育要为经济发展服务，要适应经济改革。 相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或者“政治挂帅”等而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显然是一大进步。对于摆正政治等上层建筑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关系，无疑具有拨乱反正的重大意义。但是，把教育也归为“上层建筑”，或者，把教育主要看作为经济发展培养劳动力，就有问题了。 “人力资源”概念的提出，早已用事实表明了“上层建筑”的概念远远无法包容教育的问题。至于教育“以经济为中心”的提法，其实质是什么呢？倘若，我们再进一步发问，经济发展又为什么呢？说到底，经济发展只是物质层面的发展。是的，在这方面我们还相当落后，急需发展，但物质层面的发展不可能是发展的终极，而只能是为实现终极目的而必须具备的条件。那么，终极目的是什么呢？任何发展，归根到底，只能是为了人类本身。一言以蔽之，只能为了人自身的发展。当我们一味强调“以经济为中心”，“教育要为经济发展服务，要适应经济改革”等等之际，实际上是颠倒了这两者的关系。因为，教育从本质上说，便是人自身的发展。试问，还有什么比人自身的发展更重要？对此，“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发展”只能是中国人的发展，只能是中华民族的发展，经济建设只能是为这个发展服务。然而，目前的经济“发展”恰好是以牺牲发展的根本为代价的。要教育一味去适应经济的提法，不仅无助于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而且助长了只注重产出资产增长及其发展速度观念的泛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