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教育的收益率与外溢性分析

作者简介:
卫龙宝,男,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代农业与新农村建设研究;施晟,男,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现代农业研究;刘志斌,男,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村教育研究(浙江 杭州 310058)。

原文出处: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教育不仅影响农民的个人收入,还对农民所在群体的收入产生影响。利用中国十省百村的一手调研数据,可以从教育收益率和教育外溢性两个维度探讨农村教育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发现:(1)教育对提高农民非农收入的作用大于对农业收入的作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农民受教育时间每增加1年,农业收入将提高4.28%,非农收入将提高5.61%。(2)无论是农业收入还是非农收入,男性的教育回报率均要高于女性。男性受教育时间每增加1年,农业收入将增加4.85%,非农收入将增加7.18%;受教育时间对女性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3)农村地区教育存在显著的外溢效应。同村邻居平均受教育时间每增加1年,农民收入将增加6.21%;同行业的农民平均受教育时间增加1年,农民收入将增加8.13%。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3 年 02 期

字号:

      DOI:10.3785/j.issn.1008-942X.2012.04.061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2-09-03

      我国拥有庞大的农村人口,如何使这些人口不成为国家和社会的负担,反而成为人力资源的优势,教育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转换器。农村教育能够有效提高农民的个人素质,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此外,教育还具有很强的外溢性,农民的教育水平能够对周围群体产生积极影响。然而,当前我国农村教育面临着许多问题,如农民自身认识不够、农村基础教育供给不足,等等。因此,在此背景下研究农村地区教育收益率及其外溢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相关文献综述

      (一)农村教育收益率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教育确实能够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当前研究的重点是精确测算教育收益率的大小[1]1801。对于农村教育的收益率,Schultz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发现,美国在1923—1929年间的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3%,说明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2]16。在非农业方面,也有数据证明教育对收入有重大影响,学校教育对学生而言具有高回报率[3]1325。不过,虽然很多研究表明教育对收入影响很大,但Rosenzweig却指出,投资农村教育并不是灵丹妙药,他认为提高教育回报率不仅要从投资教育角度入手,还要从技术革新和制度变革角度进行分析[4]31。

      国内学者对教育收益率问题也做了不少研究。陈晓宇等发现,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教育收益率经历了明显的增长过程,并且教育时间的收益率在1995年已经超越了工作年限的作用,表明在收入分配格局中,年资因素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程度在降低,而教育因素在个人收入分配中正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5]70。白菊红对农村教育投资的私人报酬率进行测算,也发现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时间越高,其教育投资的边际收益越大[6]147。蔡昉的分析表明,受教育时间较长的劳动力,往往能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较高的劳动报酬[7]10。周雪光和赵巍对中国20个城市进行抽样调查发现,教育收益率在1978—1993年间从2.8%增长到了3.6%[8]224。

      (二)农村教育外溢性

      由于教育和知识的公共品属性,通过学校教育积累的很多知识都外部化了,如果把这些外部收益也计算到私人收益中,那么教育的收益率将会进一步提高[9]1002。Lucas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一种群体行为,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效应会影响到其他人,而且在有人口流动的情形下,人力资本的积累会提高整个国家的财富[10]3。Appleton和Balihuta通过统计乌干达农村地区农民的受教育时间来评估教育对农民收入的外部效应,发现农村邻居的小学教育对农民的产出有显著影响[11]]415。Weir和Knight发现,埃塞俄比亚农村地区教育对农民收入也存在着明显的外部性,但对生产效率却没有显著影响[12]134。Asadullah和Rahman使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了孟加拉国教育的外部回报问题,但他们没有发现明显的教育外部性的存在,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对群体的定义过于狭窄。他们定义的群体(称为"Bari")范围很小,有时候仅有两个农民被选为"Bari",从而观察不到外部效应[13]17。

      相比教育收益率,中国学者在教育外溢性方面的研究较少。岳昌君和吴淑姣使用2000年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对中国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与行业收入差异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教育存在显著的外部性,即行业平均受教育时间越高,行业收入溢出效应就越大[14]31。查显友和丁守海利用统计年鉴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外部性不明显,研究生的外部性比本科生更弱,且绝大部分已经转化为个人收益而非社会收益[15]45。朱长存和马敬芝从人力资本外溢性的角度解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的人力资本溢出:一是政府对城乡公共投资的不平衡导致农村人力资本的形成具有更强的私人性;二是农村人力资本单向外流使其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城市;三是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村劳动力的歧视,农村人力资本在城市不能获得与其边际贡献相对应的报酬[16]37。

      综上所述,尽管教育收益率研究较多,但近年来利用一手调查数据对农村教育收益率进行分行业或分性别的实证分析并不多见。而教育外部性的估算存在两个困难:一是难以构建农村教育外部效应的分析框架,二是难以获取农村教育外部性的相关数据。因此,本文通过最新的全国十省百村的实地调研数据,对中国农村教育的收益率进行一个比较准确的测算,并尝试从相同村庄、相同行业的角度定义农村群体,分析农村群体教育水平产生的外部效应方向及其大小。

      二、理论模型与变量选择

      对农民而言,教育对自身素质和技能的提高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1)提高农民基本的读、写、算能力,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2)提高农民的信息分析能力,使农民可以更加灵敏地应对技术和工具变化,从而更有效地获取和处理信息;(3)提高农民的资源配置能力,使农民的行为更加理性,从而提高农民对资金、土地、时间等资源的使用效率。

      (一)教育收益率模型

      本文采用Mincer的收入函数法分析农村地区教育的收益率。收入函数法是美国经济学家Jacob Mincer提出的教育收益率估计模型,该模型提供了将个人收入与教育程度及工作经验联系起来的收入函数[17]281-298。收入函数法最初是用来分析人力资本积累模型中工资(可观察到的)和个人所拥有的技能(不可观察到的)之间的数量关系,其基本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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