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边疆教育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清末民初时期，也即1901～1927年间为起步阶段。考察这一阶段中的边疆教育发展状况，能够深化有关中国教育近代转型的研究，对推动当今西部教育的进步也有着借鉴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将从起步的原因、起步的表现和存在的问题等三方面，简论清末民初时期的边疆教育状况。 一、起步的原因 所谓“起步”，不是说边疆教育才开始发展，而是指清末民初时期边疆地区出现了近代新式教育。 众所周知，在晚清新政启动之前，近代新式教育仅限于在东中部地区推广，而广大西部地区仍盛行传统教育。只是受到自然环境、社会文化和经济水平的影响，西部地区的传统教育的形式和内容略显复杂。就边疆民族地区而言，传统教育包括了儒家教育、寺庙教育和社会—家庭教育。其中，后两种教育形式占据了主体地位，特别是寺庙教育广泛分布于蒙、新、藏地区。如在藏族聚居区，藏传佛教教育很流行。许多藏民家庭如有3个以上年轻男丁，就会把其中的一两个男丁在七八岁时送入喇嘛寺，学习藏文；待到他们10岁时，“送入西藏，留学拉萨之盛名大寺”，系统地学习佛教教义。[1]242学习的课程有《因理论》、《知理论》、《宗义》、《七十义》、《现观庄严论》、《入中论》、《俱舍论》和《律经》等等。通过这些学习，藏族青年接触到有关文学、哲学、艺术学、建筑学、兽医学、天文和历法等专业知识，在“德”、“智”两方面有所发展。但是，由于寺庙教育限制的教学内容太多，许多科学知识被抹上神秘的宗教色彩，因此，藏族青年多被宗教思想束缚。这种情况直到清末民初时期才改变。 清末民初时期，近代边疆教育的起步主要与三方面原因有关。 (一)致力解决边疆危机是主要原因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边疆形势渐趋恶化，不仅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加快了侵略步伐，而且日、俄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也参与其中。当时，震惊朝野的危机事件有1904～1905年间的日俄战争、1903～1904年间的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等等。针对这些事件，清政府高层鉴于发展教育是巩固国防的根本，纷纷提议发展教育以解决边疆危机。如1906年，民政部尚书徐世昌通过调查日俄战争之后的东三省局势，发现东三省很残破，“创巨痛深”，遂向清廷提出了整饬吏治、开通风气、普兴教育、振兴实业、慎重裁判、推广警政，剿捕盗贼、清厘财政等八点改革建议。这一建议后被清廷采纳，徐氏也被任命为第一任东三省总督，筹划起包括发展教育在内的改革事务。[2] (二)“五族共和”思想的流行是主观原因 “五族共和”思想是由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提出，后又经过他们的倡导，在民国初期很流行，并成为了政府部门和广大国人发展边疆教育的理论源泉。如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将在“五族共和”基础上发展边疆教育：“五族人民平等，实则蒙藏之文化上、经济上、教育上均不能遽与内地同等，必施以积极之政策，以发展蒙藏之事务。”[3]106尔后，民国政府迁到北京，蔡元培、赵秉钧、段祺瑞等60多位政要发起成立了“五族国民合进会”，再次表达了发展边疆教育的决心。[4]54－55与此同时，教育界人士也从“五族共和”角度强调了发展边疆教育的迫切性。如1925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陶行知就提出了这种建议。他说：“要建设一个真正的五族共和，最要紧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建筑四通八达的道路，二是实行四通八达的教育。”[5]439－442后来，在他的推动下，中华教育改进社制定了《提倡蒙古教育之初步计划》、《组织蒙古教育考察案》和《蒙古教育方针》等方案。 (三)边疆政治势力的兴起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20世纪初期，边疆民族地区还存在大量的土司、土目、盟旗王公，以及政教合一的地方领袖。这些地方势力纷纷扩张军政实力。当时，他们鉴于发展教育可以形成人脉资源、控制普通群众的思想，也积极开展兴学。如内蒙古喀喇沁右旗郡王贡桑诺尔布开展的兴学活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898年，贡桑诺尔布袭承了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的世袭职位。不久，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西巡”的消息传到了内蒙古。于是，贡王“知道满清王朝已不足恃”，“遂有了兴学练兵发愤图强的决心”。1901年，贡王延聘了保定武备学堂毕业学员周春芳为军事教官，着手在旗内编练新军。1902～1905年间，贡王又在本旗先后创办了崇正学堂、毓正女子学堂和守正武学堂，还把一批优秀的蒙古族学生选派到国内外各大专院校学习。一时间，喀喇沁右旗的教育事业蒸蒸日上。[6]101－112 二、起步的表现 在以上因素的作用下，近代边疆教育逐渐起步。与此前相比，清末民初时期的边疆教育有着三点突出变化。 (一)边疆教育开始纳入到科层管理之中 如前所述，晚清新政之前，边疆教育以寺庙教育和社会－家庭教育为主。换言之，传统边疆教育主要由宗教人士管理，或由家庭成员推行，各级政府没有承担管理职责。新政改革后，这种情况开始改变。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建立了管理全国学务的机构——学部。与此同时，为了加强管理民族事务，清政府还将理藩院改组为理藩部。由此，清政府通过学部和理藩部共同管理着边疆教育事务。如1906年，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向学部奏陈将在拉萨设立两所初等小学堂的计划，得到后者的批准；[7]25－261909年，摄政王载沣召见理藩部尚书寿耆，希望理藩部大力发展蒙古教育。[8]此后，北京政府也建立了类似的机制，即由教育部和蒙藏院共管边疆教育。不同的是，北京政府在这两个部门下设了管理科室。其中，教育部第五科主管蒙、藏、回学务，蒙藏院第一司第一科也承担了相同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