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福利制度的研究中，存在着多种研究流派，这些流派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和视角进行分析，比如功能主义方法、冲突理论(权力资源理论)、政治社会学方法以及政策话语取向等等。但最近的一个流派是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兴起之后的一个代表性学派，即以美国哈佛大学的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为代表的新制度分析学派，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即“福利制度新政治学”(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该理论甫一问世，就引起了极大的学术兴趣与反响，它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全新视角研究福利国家问题，具有相当强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价值。 保罗·皮尔森是福利制度新政治学的开创性人物及主要代表，其此方面研究成果主要有：“政策反馈与政治变迁：比较里根和撒切尔的养老金改革”①、《拆散福利国家：里根、撒切尔和紧缩政治学》②、“破碎的福利国家：联邦制度与社会政策的发展”③、“福利制度的新政治学”④、“不可抵挡的力量、不可移动的目标：后工业化福利国家面临持续性紧缩”⑤、“路径依赖、递增收益与政治学研究”⑥、“设计的局限：解释制度的起源与变迁”⑦、《福利制度的新政治学》⑧。 一、福利制度新政治学早期的代表性观点 以2001年皮尔逊主编的《福利制度的新政治学》为界，福利制度的新政治学分为早期和最新发展两大阶段，早期阶段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方面。 (一)关于福利制度变革影响因素的分析 福利制度的新政治学研究者认为，福利制度变革的影响因素包括外生性和内生性因素。 1.外生性因素 外生性因素是指外在于政治制度之外的因素，包括经济、社会等因素，它们对福利制度的变革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福利制度的新政治学者几乎一致认为，全球化、欧洲一体化以及国内经济社会状况，都是重要的外生性因素，对福利制度的变革产生着影响。但是在这一派学者中，对于影响变量以及影响程度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叶芝(Yeates)认为，全球化对福利国家造成长期的压力，是福利国家的主要消解因素⑨。当然这一早期普遍流行的观念在近期的发展中得到了进一步分析。比如，克拉克(Clarke)虽然承袭先前的主要论点，但同时他认为，全球化甚至会带来福利国家的“终结”。他分析了全球化与福利国家关系的三个方面：(1)全球化和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政治制度主义概念间的争论；(2)全球化和作为全球战略的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3)在民族国家／福利国家内外部发生的全球化进程。基于这些关系的研究，他得出结论说，福利国家的成长受到全球化的极大阻碍⑩。但是，另一位学者科皮(Korpi)对全球化和欧洲化与福利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与影响进行了进一步分析，他认为，无论米什拉所说的全球化对福利制度的根基是非常严重的威胁，还是皮尔逊所说全球化并非福利制度根本变迁的根源，这两种观念都不免有失偏颇。他认为，全球化确实会对福利制度产生影响，但是对不同的政策部分的影响是有区别的(11)。 2.内生性因素 影响社会福利改革的内生性因素，主要是制度性因素。在有关福利制度变迁的早期研究中，很少涉及此方面的变量。而福利制度的新政治学者对此有着强烈的学术偏向，他们认为制度因素不仅是，而且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他们认为，国内外制度都会对本国福利制度变迁产生重要影响。在国外层面，包括欧盟方针、欧盟法院、制度要求等使政策变迁过程变为行动。在国内层面，选举安排、选民范围的扩大甚至选举导致政府和议会席位的变化等，全都是政策变迁的“内生性”根源(12)。杜安·斯旺克更是认为，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中最为核心的制度——国内民主制度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并认为它对当代社会福利改革的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1)国家制度提供(或限制)了抵制政策变化的机会，这种抵制来自于那些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国内和国际压力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反应的势力。(2)国家制度还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到受影响群体(如他们的选票、席位、组织、凝聚力)的相对政治力量强弱，影响到传统福利制度拥护者和政治联盟的相对力量。(3)政治制度促进或阻碍了某些价值观念体系，而这些观念对于社会福利政策非常重要。在国内政治制度中，利益代表制度、政体内部的权威性决策组织形式影响最大，政治权力的集中与分散也对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具有重大影响(13)。 (二)关于福利制度变革过程中制度性阻碍因素的分析 可以说，福利制度的新政治学最为突出的贡献就是深刻揭示出西方福利制度变革过程中的制度性影响变量。在西方福利制度发展的实践中，固守原有福利制度不变以及解除福利国家，这两种极端做法在大多数国家都是行不通的。相反，西方福利制度的变革通常采取更为渐进的方式。产生这种状况主要原因在于：福利制度变革过程中，变革者不仅要面对选民和项目受益人的反对，还要面对制度性的阻碍因素，主要表现为制度否决点与路径依赖。 1.制度否决点 朱利亚诺·博诺里认为，所谓否决点，是指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适当的行为体联盟可以阻止通过一项特定的立法。当宪法结构中存在着否决点时，外部群体对制定政策的影响力通常会更大。相反，如果不存在否决点或者否决点很少，那么政府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控制政策制定过程及其结果(14)。如果对政府提出的立法不满意，这些群体可以威胁使用手中的否决点，以达到阻止通过不受欢迎措施的目的。在此情况下，政府更容易接受谈判，作出让步，并给予关键行为体一定的补偿。在否决点较多的政体中，权力被分散，外部行为体有机会对决策施加实质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