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3)01-0063-08 一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一个关键段落中，恩格斯宣告，“国家被发明出来了”①。这意味着，“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道国家和国家权力的社会”②。在这样一个没有国家和国家权力观念仍能正常运转的社会中，“人类差不多完全受着同他异己地对立着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个人始终无条件地服从的共同体，是一种“自然给予的，神圣不可冒犯的更高权力”。只有当这种自然力量形成的共同体(naturwüchsigen Gemeinwesen)的纽带被打破了，在氏族制度的废墟才逐渐产生了国家。③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过渡，就是从自然共同体向国家这种政治共同体的转变。 将国家看作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不仅意味着“社会”是比国家或政治更为基本的概念(存在没有国家的“原始社会”，但任何国家都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而且意味着国家或者政治社会是一个历史现象，政治的奥秘在很大程度上就隐藏在其历史的起源和发展中。这样一种从历史起源来思考政治性质的视角，本身是如何起源的呢? 如果我们回到亚里士多德对于“政治”的古典思考，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的由来。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也是从“开端”或者说“起源”出发考察政治的。但与现代历史意识将国家视为历史发展产物的观点不同，亚里士多德将政治看作是“自然成长”的结果(1252a24—25)。④而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考察城邦从“开端”开始的自然成长，是要借此明确构成政治共同体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1252a21—22)，从而更准确地将人类生活中的政治关系与主奴关系等其他关系区分开来。这种从开端开始的自然考察，正是为了确立人在自然上的政治性。 因此，家是人与人出于自然必然性的第一种“联合”关系(1252a26—27)，村庄是为了满足超出日常的自然需求而建立的“第一个共同体”(1252b16)，城邦这种政治共同体则被视为在更严格意义上的“自然存在”：“城邦是自然存在的，正如那些初级共同体一样；因为城邦是其他共同体的目的，而自然是目的，因此当每个东西……的生成达到目的时，我们就说这是它的自然。”(1252b31—1253a1)城邦不仅没有破坏自然必然性造就的共同体(家和村庄)，而且被看作是人类这些结合方式的“成全”，如同成年马匹与幼年马驹的关系。从这一点出发，亚里士多德断言，“城邦属于自然的东西”(1253a3)，而且，城邦的“自然性”先于家和村庄基于“必然性”的自然性(1253b19—20)。⑤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一卷的著名论断——“人就自然而言是政治的动物”(1253a3—4)，令人诧异地将人的“政治性”与人作为动物的“生物性”联系在了一起。⑥“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一说法不仅出现在亚里士多德讨论“政治”的《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也出现在《动物志》根据行动及其生活方式对动物进行的划分中(487b33ff)。这一讨论清楚地表明，亚里士多德将政治性看作是人作为“动物”自然生存的一种方式。因此，人的政治生活并没有构成人的自然成全过程中的一次“断裂”，而是人作为生物活着的一种完备自足的方式。只不过，《动物志》对“政治动物”的讨论并没有穷尽《政治学》第一卷中所谓“政治性’’的意涵。人的政治性，不仅意味着人能像蜜蜂和蚂蚁这些所谓的“政治性动物”一样，通过群居完成某种共同的活动，而且在于通过统治关系的建立来分享好的生活。正是在人能建立统治关系来安排共同生活、组织共同活动的意义上，人才比这些所谓“政治性动物”具有更高程度的政治性(1253a7)。人在家与村庄中与他人相互交往的方式，彼此结合的关系，并没有达到这种最高程度的政治性。因此，“家政”与所谓“主奴关系”，虽然同样基于人的自然本性，但却并非实现这种本性最高可能的政治关系(1252a7ff)。作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核心内容的最佳政体分析，在根本上正是探讨人如何通过统治关系的安排建立有所抉择的幸福生活的共同体，从而最大程度成全人的天性(1280a31—1281a4)。 从政治与自然的这一关系看，亚里士多德从开端出发对人的共同体的自然成长过程的分析，并非历史性的。在亚里士多德笔下，从家和村庄到城邦的自然进程，我们找不到任何历史叙述的“历史细节”或历史机制。⑦而且，根据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说法，这种生成本身不能视为“历史性”的，因为各种政治的安排，哪怕可以找到最初发现的“历史性时刻”，但实际上它们“会在漫长的时间中无数次被发现”，这是一种需求教导下的必然的“发现”(1329b25—8)，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然性的发现。奥克肖特称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一卷中对城邦出现的考察为“希腊政治的传奇”，一种奇怪的历史，类似18世纪所谓的“哲学历史”。⑧不过“哲学历史”这个说法，至少在亚里士多德这里，是自相矛盾的。根据《诗学》中对“历史”与“诗”在哲学性质上的根本区分，我们可以说，《政治学》第一卷对政治的自然成长的描述，与其说是历史的，不如说是“诗”的，它不是在记录历史上发生过的个别情形，而是展现人性无数次可能中的“普遍”(51a37—b9)。而政治，不是恩格斯笔下“历史必然性中的发明”，而是自然必然性向自然目的前进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