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中的治理创新

作 者:
程倩 

作者简介:
程倩(1969- ),女,江西景德镇人,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行政哲学与伦理(江苏 南京 210094)。

原文出处:
太平洋学报

内容提要:

客观性的全球化使得整个世界有着在“中心-边缘”图式中延续和扩张的可能,但就后工业化这一特殊背景下特定内涵的历史过程而言,全球化不应该是资本主义制度开放和扩张的延续,而是一种需要突破“中心-边缘”结构的努力。这种努力的过程与目标的达成,包括近代以来人类交往的形式、范围、内容走向融合的过程,也是走向后工业文明发展中世界交往的新形式,它的功能在于把全球联系为一个互动合作的整体,是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的合作与互动,更是全球化背景中试图摆脱边缘位置的国家必须进行的行政创新:变革已有的“中心-边缘”式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构建合作治理。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3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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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社会正处于结构性转型之中。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工业文明的成果,有意或无意地征服世界,在发展中国家催生了由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却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世界性边缘;另一方面,这些成果的积累也直接促进了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社会转型,为后工业社会来临做了物质上和科学技术上的准备,从而使西方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化成为在不同国家社会转型中涌动的浪潮,不同的社会转型和全球化成为共同发生、互为条件的两种历史机遇,它们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和观念,对现有的国家治理结构、行为模式,乃至整个世界“中心-边缘”的图式结构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发展变革的契机。①如果把全球化浪潮中的社会转型当作自觉建构新型治理模式的机遇,那么就不能仅仅把全球化当作社会转型过程的一种现象,也不能只把它当作一个事实性的问题,而需要有清醒的意识和明确的目标,将它看作一个话语权问题,一个何种视角支配人们审视自己生活方式和生活意义的问题。就此而言,每一个被卷入到这一浪潮中的国家和民族,都应当积极建构据以认识和看待全球化时代的话语权。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既是一种客观趋势,是一项主观战略,也是一个主客观相互作用的发展进程;或者可以区分出现实层面的全球化、未来理想层面的全球化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一个动态发展的全球化过程。

      一、征服中的全球化:“中心-边缘”构造的生成

      从14世纪开始,西方一些国家进入了工业化历程。当他们在工业化过程中获得了一定国内积累的时候,便从15世纪开始展开了对外扩张。这种扩张主要是从属于两个方面的需求:第一,获取工业生产所必需的廉价资源,其中包括劳动力;第二,为生产出来的产品谋求出路,即需要有一个能够把工业产品转化为商品的市场。这就是史书上所言的资本主义“地理大发现”和“海外市场”的拓殖。但是,工业化过程中发生的资本主义海外扩张的历史现象并不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因为这“是从一个中心出发而对边缘地带的侵略、征服和掠夺,扩张所及的世界是从属于某个中心的利益的,一切能够促进中心利益实现的地方都是需要征服的,而那些无助于中心利益实现的地方,则可以弃置不顾。由这种征服和扩张所编织起来的是一个有着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中心国家所考虑的也只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它没有全球的概念,也不会考虑全球的发展以及全球问题与它的利益相关性。所以,资本主义扩张充其量也只能称作为‘世界化’,而不是全球化”。②由此它开始了当今世界范围内“中心-边缘”的构造。

      法语中“全球化”有两个词,“mondialisation”和“globalisation”。前者是“世界化”,指人类历史朝向普及化、一体化和相互依存发展的客观趋势;而后者是“全球化”,指由占主导地位的资本来调解和利用这一客观趋势所进行的努力。根据卡蓝默(Calame)的解释,“世界化”是指意识到既统一、又非常多样的人类共同命运的现实;而“经济全球化”指的是商品关系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该地位因主要由富国传播的信仰而合法化。“世界化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因素,是危机的源泉,但也是人类进步的大好机遇。世界化不容分说地来到我们中间,要求我们对思想体系和体制进行大规模的转变。至于全球化,就像对待所有的经济和政治理论一样,必须对其效果进行清醒的判断。”③在世界化的客观事实中,它可以概括为人类历史朝向普及化、一体化和相互依存发展的客观趋势。其中,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产业革命,导致人类社会在信息、技术、商品、货币资本和人员交往方面表现出空前的频繁,整个世界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概括,经济全球化是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纽带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由于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增强。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英美等主要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发达国家开始摆脱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大力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原计划经济国家大多开始转向市场体制,力图最大程度地与世界经济接轨。技术方面,信息技术革命使信息传递和技术传播的速度加快,计算机网络的出现和迅速扩展,使远距离交易可以在瞬间实现,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这不仅直接刺激了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快速增长,而且使劳动分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可以更深刻、更细致地展开。在这一过程中,“中心-边缘”构造的国际经济体系开始成熟,并变得更加有效。例如,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一方面为世界贸易环境的改善、稳定及世界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实现了世界贸易额的不断上升,资本在国际间的频繁流动,资讯、金融、技术、商业、文化在民族国家疆界的不断跨越等;另一方面也使得发达工业化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中心位置不断得到加强和巩固。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进程中,并非是世界各国之间平等的、互动性式的相互依赖,其总体性格局呈现了典型的中心-边缘结构特征。比如,跨国公司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强大驱动——世界500家跨国企业控制了全球约50%的生产和95%的国际直接投资,其中美、日、欧有442家,占88.4%。这种“以世界为工厂,以国家为车间”的生产模式,标志着一个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性生产、销售网络正在形成。在这一意义上,经济全球化是跨国公司通过资本而打通全球市场的全球化发展战略,它可以体现为美、欧、日三极体制由资本扩张带动市场扩展的区域性经济行为,也可以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用货币战争形式掠夺发展中国家财富的行径中得到注解,更可以在发达国家在世界性金融危机转嫁危机的逻辑中得到印证。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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