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民主、电视民主、市场民主?无论某个人是在危机背景下研究这些民主，还是联系着后现代主义的活力来评估这些民主，影响着当代民主的异常状态都越来越吸引人的注意力。通常的看法是，这些异常状态绝对不是民主本身固有的，而是民主原则败坏的结果。最为肤浅的观察者把这种败坏归结于外部的因素或现象(因此就有了惯例的对原教旨主义、民粹主义、社群主义等的抨击)，总之就是仅仅追问道德的变化和社会的转型。然而这就把因果混淆了。更为严肃的观察者超越了直接的因素，追究民主本身的内在演变，关注那些人们或多或少已经阐述的在民主的当前形态与其以其基本原则为根据的应然形态之间的区别。有些人已经在谈论“后民主”，这不是要主张民主已经走向终结，而是想主张民主本身具有了需要人们界定的后民主形态。还有人提出，当前法国所处的形势类似于大革命之前的形势。对此，普遍存在着担忧和幻灭的感觉。 这不是欧洲民主的第一次危机。马塞尔·戈谢已经出版了(四卷系列中的)两卷书，展示了民主旅程的巨幅画面。在2006年6月于昂热的一次讲座中，他对他的著作进行了概括，这一概括出版成了一个小册子——《从一次危机到另一次危机的民主》。 在法国，民主的第一次危机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因“1900冲击”而变得更加明显，但只是在一战后才爆发出来，在20世纪30年代到达顶点。戈谢写道，在那一时期，“议会体制被证明既虚伪又软弱；社会因劳动分工和阶级对立而分崩离析，给人们以混乱的印象；随着历史变化更加广泛，它也得到加速，变得强大起来，摆脱了任何控制”。群众的时代开始了，社会因阶级斗争而分裂。同时，随着乡村地区变空，组织团结的形式开始减少。 这种危机的直接后果首先包括最初的把政治权力授予“专家”的思想的出现(平面主义、技术专家治国)，然后尤其是极权主义体制的放纵，极权主义体制——正如路易·迪蒙很好地论述过的那样(克劳德·勒福尔论述得差一些)——试图用一种既虚假又冷酷的整体论来抵消个人主义和文化破坏对社会的分解效应，这种整体论与全球规模的群众动员和军事化体制联系在一起，一切都立足于对前政治理念——比如“种族共同体”——的诉求。实际上，戈谢指出，“他们通过世俗的语言回归或者试图回归宗教社会，回归到与政党的一致或者趋同。”从这种观点来看，20世纪的极权主义毫无疑问是自由主义的(私生)儿子。 二战的结束标志着自由民主制的盛大回归。首先，为了避免陷入冲突之前盛行的问题，这种自由民主制给自己罩上了福利国家的外套，在福特主义获胜的背景下，自由民主制实际上是作为一种混合体制而出现的，它把传统的法律国家和实质上更为民主的因素结合起来，但在这种体制中，民主最主要被视为一种“社会民主”。戈谢列举了这种“自由民主综合体”的一些特征；在代议体制内重新评价行政力量；采取全面的意在保护个人免于疾病、失业、年老和贫穷的社会改革；建立了实施规范和预防的机构，以便修正市场交换的未加检验的发展可能带来的混乱。直到所谓的“繁荣30年”(Trente Glorieuses)的末期，也就是说，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体制运作得多少是正常的。 从1875—1880年开始，出现了新的趋势，创造了危机的条件，但却是另一种危机。人们认为是安全社会和有组织福利的社会民主开始走下坡路，纯粹的自由主义走到了前沿。公民社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特殊待遇，成为社会生活自主组织新阶段的发动机。经济自由主义以显赫的形式回归，同时，资本主义一步步地越过了所有的障碍，这一过程在苏联解体之后的全球化达到了极致。长期以纯粹象征性的和修饰性的角色保持的、留待另一个时代作为受尊敬的概念的人权的意识形态，逐渐表现为新时代公民宗教的装饰物，表现为在从前的意识形态废墟上独自成为共识基础的良好观点的文化。同时，面对当代的挑战，民族国家证明是越来越不起作用，越来越失去其“壮丽价值”，而各方面的个人化过程的大规模重新发动出现了，导致了所有那些一度为“我们”提供基础的伟大的集体计划的消失。而在过去，“那只是一个大众和阶级的问题，因为个人是从其群体来解释的，现在，大众社会被群众的个人主义从内部颠覆，个人与其背景分离开来”。这也是西方农村社会事实上消失的时期(在法国，农民只占户数的1.6％)，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不出声革命，这场革命的深刻后果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但这也是因大规模移民而导致的多种族社会普遍化的时期。 为了理解这种发展，就必须了解古代民主和现代民主的区别。前者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的自组织思想，可以描述为通过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自治的政治形式。现代民主与现代性有内在联系，但这种联系只是通过与自由主义的联系才达成，而自由主义往往削弱它。危机的深刻原因是民主和自由主义的不自然结盟，戈谢把自由主义描述为“正是现代世界的教义”。“自由民主”把两个词联结起来，似乎它们是互相补充的，但实际上它们是矛盾的。现在，这种矛盾已经非常明显了，危及的恰是民主的基础。用戈谢的话说，“自由主义使得民主处于危机中”。 尚塔尔·穆弗正确地观察到，“一方面，我们有法治的自由主义传统，有对人权的保护和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另一方面，有民主传统，这种传统的主要思想包含平等，有对统治者、被统治者以及人民主权的认同。在这两种不同的传统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而只是有偶然的历史啮合”。没有对这种区别的认识，就不可能理解民主当前的危机，这种危机最终根本上是这种“偶然的历史啮合”的系统性危机。民主和自由主义根本不是同义词。在关键时候，它们甚至是对立的概念。可能存在非自由主义的民主制(纯粹且简单的民主制)，以及根本不是严格民主的自由主义政府。卡尔·施密特甚至说，民主制越是自由主义的，它的民主性就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