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刊《政治科学年评》(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02年第5卷刊登了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德里克·斯普拉伊特(Hendrik Spruyt)题为《现代国家的起源、发展和可能发生的衰落》的文章。该文认为，当代一些国家似乎遵从着一种聚合动力学，这种动力学通过大规模的区域联系将它们集合到了一起，而另外一些国家则深受让它们分裂的离心力之害，同时贸易和金融全球化使所有国家的自主性都遇到了问题。这篇论文通过比较安全的、经济的和制度主义的方法，讨论了一些解释现代国家的出现和发展的观点，然后将这些方法与关于当代国家地位的解释联系到了一起。作者认为，必须将有关国家自主性的讨论和围绕作为国际关系构成规则的领土主权的争论区分开来，对于后者而言，即使国家自主性已经衰落，但是作为国际关系调解机制的法律意义上的主权仍会保持它的影响力。 导论 近来，政治学领域的学者已经迅速回归到对现代国家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中，一方面，这种兴趣的回归是因为他们预料国家可能已经发展到了它的顶点，欧盟这样的超国家实体和世界贸易组织这种权力不断增长的多国实体似乎预示着国家统治的权威基础的终结。从这个观点来看，国家主权似乎正在向多国家和超国家层面的权威转移——即使仍未完成。 另一方面，我们每天都在面临国家正在分裂成多个实体的情况。一些政治实体，即那些一度看起来统一的领土单位有时候会以一种相当快的速度解体，虽然有些人假定，在由前殖民力量形成的人为边界和虚弱的经济体内，发展中国家紧张的民族关系有其丰富的生长土壤，但这些离心趋势并不只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没能幸免。一些人预见到了联邦制苏联的死亡，而魁北克人也只不过失去了一次可能使加拿大的国土完整面临破坏的公民投票而已。 聚合力和离心力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共存似乎并不容易。因此，一些学者已经去追踪国家的历史起源和随后的变革，并希望这样可以搞清楚国家的未来以及组织的新逻辑的出现过程。 其他悖论也会引起我们的关注。在享受了“长期和平”的福利的区域内，一些现代国家擅长依靠它们的能力管制很多社会活动领域，控制很多经济后果。而其他国家则缺少这样的能力，它们不能为自己领土内的居民提供福利和安全。虽然与体系内的其他国家一样在名义上和法律上是平等的，但事实上，这些国家在能力和功能方面与发达国家有着明显差别。杰克逊(R.Jackson)已经有选择性地描述了这些作为“半国家”的实体。对不同历史轨迹的研究解决了为什么这些国家作为国家法律实体存在，但是缺少现代国家的积极标志这一难题。 很多年来，国家及其起源的研究已经降到了次要位置，新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理论与结构功能主义者认为国家的兴起是为了应对宏观结构的转变。这些理论在本质上都是线性的和目的论的，它们还勾画了一幅现代国家在政治实体演化发展中成为逻辑终结点的图画。自从结构现实主义提出结构完全决定了国家的行为这一观点以来，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也提出了一些原因去解释国家演化的方式。由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却呈现出类似的行为模式，所以宏观层面的模式和演绎式的观点使复杂多样的国家形成模式变得模糊起来，并且使更进一步的对国家发展的研究变得多余。 这样一些宏观结构式的解释已经被发现是不够格的。从经验方面来讲，它们没有认识到常常在任何时代中都能共存的制度类型的多样性。从理论方面来讲，它们忽略了作为中介的多样化选择，个体是在既有的约束条件和机会的限制下通过它们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近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些不足。通过检测经常被忽略的和可变的制度安排，经验世界被打开了，同时也将微观层面的观点注入到了复杂的宏观分析中。 然而，在进入这些讨论之前，必须将现代国家从它们的前身中区别出来。我将特别阐明其两大特征：现代国家干预社会的能力，建立在国内主权和司法平等认识基础之上的国际法主权原则。虽然第一个特征出现在中世纪晚期，但是二者都是几个世纪之后才逐渐取得成功的。实际上，国际法主权在全球的全面扩张只是在二战后才开始的。 这篇文章随后讨论了各种对现代国家出现的解释并把它们与有关当代国家独立地位的认识联系在一起。诚然，这篇文章主要以唯物主义观点为核心，忽略了唯物主义和文化主义的相关性并将后者搁置一旁。然而，我确实分析了解构主义者在国家起源上的观点和他们对国家理论和国际关系研究提出的挑战的含义。 国家起源学说可以分为三类：强调军事环境变化的观点、强调生产增长的经济学观点以及强调领土主权特殊特征的制度主义观点。本文的主要论点是：尽管前两个观点包括了许多深刻的见解，但是制度主义在微观层面上的观点对主要关注军事和经济功能的宏观层面的解释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宏观层面上的解释必须考虑人的能动性问题。但是，制度框架会促成个体选择的产生。我主张一个三阶的观点，这个观点包含了宏观要素、制度约束和机会、个体在前两个层面的条件既定时的偏好和选择这三方面的内容。 然后我会说明为什么当代在政治学上的争论已经回到了对国家起源和发展的研究上来的问题。为了阐明发展中地区国家形成的多样性，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学者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分析，过渡经济学的学者也已经发现了分析早期现代国家如何建立市场经济、创建约束统治者的制度结构和形成官僚制管理的价值。在国际关系领域，随着结构现实主义的主导地位的逐渐下降，学者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国际体系中的政治体性质与国家的性质从根本上影响着体系的结构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