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喜欢狂欢，也喜欢忧虑。有敌人忧虑，没有敌人更忧虑。塞缪尔·亨廷顿的新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表达的就是一个爱思考、有历史感的西方思想家的忧虑，丧失敌人后的忧虑。 冷战结束，许多人欢欣，世界重新开始整合，但亨廷顿在烟花散尽之后没有看到敌人，那些一直让西方神经紧张的敌人。同样是那些人，昨天横眉冷对，今天秋波热送。西方一时高枕脱销、美梦过剩，这很让亨廷顿忧心。 起源于希腊的西方文明，最受珍视的价值是自由。人们应当知道，自由需要一个强大的外部敌人。自由的社群，靠外敌维持内部和平。如果没有这样的外部敌人，聚居在一个地域的自由社群或自由城邦或自由国家，就会自己成为自己的敌人。 在古希腊，没有希波战争，必有伯罗奔尼撒战争。波斯人不打希腊人，希腊人就会打希腊人。波斯人威胁希腊人的生存之前，希腊的两大领袖城邦雅典和斯巴达不共戴天。直到波斯人攻到城下时，雅典人才向希腊的战时领袖斯巴达表示效忠，重申他们共同的宗教、血统和语言。 波斯人被打败，希腊失去了共同的敌人，再次陷入内战，最终自我耗尽一个民族原创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喋血在处于希腊文化边缘的马其顿铁骑之下。这正是亨廷顿颇为嗟叹的“西方文明的悖论”，自己培养了自己的杀手。发展了自由，但没有内部和平。要维持自由的和平，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外部敌人。在对敌斗争中耗尽能量，最后用自由换安全，把主权交给暴君。 在亨廷顿之前观察到这一点的，是德国人斯宾格勒。他的思绪大概是在黄昏时刻触摸到它的。请你感觉一下他的感觉：“在黄昏的时候，你看到百花一株一株地在落日中合闭起来。那时，不由你不发生一种奇异的情感——在这蒙昧的、朦胧的、固着于土地的存在面前，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他看到的是西方文明的花朵一朵一朵地在闭合起来，因而产生了恐惧感和忧虑。 他看到了花朵背后的什么？他看到了没有对手的西方世界正在进入“战国时代”，他超感官的鼻子，已经闻到了世界大战，其实是西方世界大战的血腥味。西方只要一失去外敌，就有人哀叹“西方的没落”。昨天的斯宾格勒是这样，今天的亨廷顿也是如此。如何阻止西方的没落？在斯宾格勒，救世良方是挑选德国人来结束西方的内战，缔造一个在大一统的帝国（有点类似马其顿帝国或恺撒帝国），西方人用它去统治整个地球。 在亨廷顿，则要挑选一个主要种族、一种主要文明、一个主要宗教来扮演当代波斯人，它的主要作用，是给西方提供威胁，提供靶子，提供挑战，让他们团结一致，抖擞精神，不要内哄。英国大历史学家算是读透了斯宾格勒的名著《西方的没落》，他在自己的名著《历史研究》中提出了文明主要是西方文明的成长模型：挑战与应战。失去挑战的文明，不能应战的文明都会衰落。西方需要当代波斯人。 尽管亨廷顿提到了西方之外的六大和七大文明，但既不幸又荣幸的是，他认为最具挑战性的还是中华文明。在此之前，这个角色曾经由苏联人扮演，冷战使西方人心里热乎乎的，缔造和加强了他们的大西洋联盟。苏联和东欧解体，憋足了一股劲的西方人向他们的敌人扑了个空。然后，他们发现了伊拉克人；现在他们看到了中国人。 应当承认，亨廷顿不愧是美国的政治学大师，他深通谋略，颇谙加减之法。他所代表的西方文明，既需要敌人，而敌人又不能太强大。为此，他对现在仍然有活力的世界各大文明进行了有利于壮大自己的划分。在他的文明冲突的框架中，最受孤立的是中华文明。东正教文明和拉美文明虽然另立了名目，但它们都同西方文明同根。而本来和中华文明同根的日本文明被单列出来，是想表明它已经被西方文明加工，不再是中华文明的同盟。 不是世界各大文明必定存在冲突，而是亨廷顿所代表的西方文明需要冲突，他们需要冲突来重新整合西方文明世界。国际冲突的根源从来都不是表面的意识形态或文化差异，而是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分配不均，是势力范围的划分和争夺。意识形态差异和文化差异不过是为了掩盖利益冲突。亨廷顿应当记得英国人的处世格言：“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上个世纪西方列强带着军舰到中国来，大概不止是为了传播西方文明。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务实时代，被体制耽误了经济增长的原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全力启动经济发展机器，新一轮世界范围的资源和市场的争夺已经开始。在新的世界利益格局重建中，西方丧失了它的传统优势。过去以国家为单位瓜分世界利益的做法已经过时。在新兴的亚洲经济强列国面前，单个的西方国家显得单薄。首先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是西欧人，欧洲联盟的诞生，表明欧洲诸国在经济利益上将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他们的行动对象不仅是亚洲，也可能是美洲。 旧日的盟友可能对自己行动，以前的盟主丧失了统一号令的令箭。这是亨廷顿最担忧的。因此，西方的忧虑，首先是美国的忧虑。现在欧洲人对美国的离心倾向日益明显，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日渐加剧。美国被认为是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如果为了利益，欧洲背对着美国，面向着亚洲，这是美国绝对不愿意看到的。必须要有新的纽带把西方绑在一起，不要让欧洲单独行动，要和美国统一行动。意识形态紧箍咒失效了，亨廷顿祭起了文明的紧箍咒。 有如当年斯宾格勒真正担心的不是西方的没落，而是德国的没落一样，亨廷顿真正担心的也可能不是西方的衰落，而是美国的衰落。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更多地存在于美国国内，而不是国际。在同一种经济制度中，文明差异和种族因素很容易成为社会冲突的根源：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之间，自由经济制度往往成为不同文明之间的整合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