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危机与政治实践:托克维尔的历史救赎

作 者:
凌斌 

作者简介:
凌斌,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原文出处:
北大法律评论

内容提要:

现代性危机是马克思、恩格斯和托克维尔那代思想家面对的共同问题。托克维尔政治社会学思想的独特性在于:他不是从现代社会本身寻求对现代性危机的症结所在,而是将这一危机的原因、结果以及解救之道放入了几个世纪以来法国乃至欧洲的“旧制度”传统之中。通过对法国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潜在关联的深入剖析,托克维尔向我们表明,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在于公民政治空间的萎缩和政治日常实践的缺失。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08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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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懂得政治学的人还要具备政治经验。……在每个领域中,只有经验丰富的人才能正确地判断作品,才能理解这些作品是因何与如何而得到完成。①

      一、现代性危机:同时代人的同样问题

      我认为我们目前正睡在火山口上。②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的革命面前发抖吧。③

      这是托克维尔和马克思、恩格斯面对同一场革命的相同征兆、在几乎相同的时间(1848年一二月间)里,所作的截然不同的反应。

      那年,托克维尔43岁,已经出版了《论美国的民主》并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的他,正在法国政坛施展抱负。④ 这位昔日的贵族凭着其政治敏感,在新年伊始向法国的统治阶级敲响了警钟⑤;一个月后,1848年革命爆发。法兰西再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最终,1852年,共和国被颠覆,路易·波拿巴复辟帝制。被深深震撼和刺痛了的托克维尔记了整整一大本日记⑥,并且在此后的十几年间不断地思考从1789年革命直至1804年拿破仑一世称帝到1848年革命直至1852年拿破仑三世称帝这段法国人刻骨铭心的历史。⑦ 1856年,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一部)出版。到1859年去世前,他仍在准备这部书的第二部。⑧

      1848年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不寻常的一年。1848年2月,震撼世界的《共产党宣言》出版,世界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从那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的自由批判者开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⑨ 围绕着法国革命的进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了诸如《六月革命》、《巴黎〈改革报〉论法国状况》、《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去年(1851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⑩ 和《法兰西内战》(11) 等一系列名篇。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在他们之间看到差异。他们的共同点更多,尤其是他们都对法国有着深切的关注。(12) 当然,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地理因素,而是历史因素,是法国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下半叶上演的那场轰轰烈烈、延绵不断的“大革命”(13) 的历史实践和由此引发的他们共同关切的理论主题。法国,是这一时期世界历史的心脏,因此也是各种理论学说的主战场。托克维尔和马克思、恩格斯如此关注这场革命都并非偶然。托克维尔(1805—1859年)和马克思(1818—1883年)、恩格斯(1820—1895年)是同时代的人,他们共同面对着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时代。

      伏尔泰的小说中写过这样一个故事:和善可亲的巨人米克罗曼加(Micromegas)送给人类一件礼物,是一本哲学书;他说,人类一切问题的答案尽在其中。书当着人们的面打开了:每一页都空无一字。如果米克罗曼加的话是真的,那么,这本无字的书就确实容纳着一切问题的答案:要找到它们,只要把它们写进去就行了。(14)

      这个寓言说的,正是托克维尔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那个不断创造、不断更新的资本主义时代:自然不再是一本需要解读的大书,而是供我们“自由”涂写的白纸。《圣经·诗篇》中所罗门国王的箴言“太阳底下无新事”已经再也无法从耳际深入心灵,“日新月异”成为每一代人的追求。“新大陆”的发现不仅是一次地理大发现,而且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历史的曙光。随之而来的是思想上的激发,期望能够作出前所未有的事业,就必须运用前所未有的方法。(15) “新工具”(培根)、“新公民科学”(霍布斯)、“新科学”(维柯)成为“天才世纪”的思想家们的普遍追求,新思想层出不穷。(16) 资产阶级把求“新”求“变”灌注到了时代精神之中。

      对于这样一个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概括说,“一句话,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多么像是《圣经·创世纪》啊,如果把“资产阶级”换成“上帝”!的确,资本主义时代就是一个“上帝死了”而资产阶级取代上帝位置的时代。这一时代里人们崇尚的不再是上帝的恩典,而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一切创造和变革都是以自由的名义进行的;而且“自由”就是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里呼唤的“我主之名”。

      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欢欣雀跃不同,托克维尔和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冷静地审视着这样一个新的世界。他们看得更深,一直看到了这个新世界的根基,他们看到了那根基是流沙:“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17) 人毕竟不是上帝;自由并不能赐福。资产阶级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却没有创世后的“礼拜日”,它永远不得休息和安宁。在自由主义思想家眼中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自动获得秩序的资本主义社会,时刻处在衰败堕落和风雨飘摇之中。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洞悉和揭示的资本主义命运:“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18)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向世界历史和全人类提出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现代性(资本主义)危机。既然资本主义开启的时代,“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9) 那么,资本主义自己难道能够逃脱“烟消云散”的厄运么?换句话说,“不断革命化”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因此始终要面对的,不正是自身的灭亡么?“生存还是毁灭?”这不正是资本主义的哈姆雷特问题么?作为培根的同时代人,莎士比亚莫非是在预言,砍了路易十六国王头的自由女神,也会像杀了苏格兰国王的麦克白夫妇一样,白天做着噩梦,午夜时拼命地洗手?难道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场噩梦,人类从此再也逃不出“西西弗斯的神话”?噩梦会醒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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