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领导权（hegemony），又译为霸权或文化霸权，是葛兰西思想学说中的独有词汇。所谓领导权就是指，统治阶级通过非暴力意识形态控制，通过思想文化潜移默化的定向与灌输，使被统治阶级自觉自愿地接受其奴役与统治。 葛兰西认为，在资本主义诞生初期，资产阶级国家常常以国家机器、强制暴力、镇压威胁作为其统治的必要和主要手段，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则采取了一种武力与同意、统治与领导、暴力与文明双重结构的统治，其国家构成已发生了部分质变。尤其是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而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相继失败后，葛兰西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俄国国家结构的对比研究，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他认为，在具有专制传统的东方落后国家，国家政权、暴力统治、政治社会是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的最根本的东西，国家政权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而市民社会是微不足道的。相反，在具有民主传统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不再单纯是一个强制机器和镇压工具，国家在资产阶级手中已变成了不仅用来维持其统治，而且设法赢得被它统治的那些人积极同意的一种实践与理论活动的复合体。“采取各种平衡形式的强力与同意的配合，而且避免强力过于显然地压倒同意；相反地，甚至企图达到表面上好象强力是依靠了大多数人的同意”，（葛兰西：《狱中札记》，中文1版，197～1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这已成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统治的共识。“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同上书，第222页。 ）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结构的简明公式。葛兰西认为，传统政治国家理念已经过时，现代国家概念的外延已经大大扩展，国家已开始向社会渗透，市民社会已成为国家的重要构成部分。通过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一系列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官方、非官方的诸种教育系统，通过政党、教会、工会等各种社会团体与学术团体，通过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社会活动及为其所用的知识分子，一句话，通过整个市民社会，调动整个市民社会的力量，紧紧抓住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文化领导权，这就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何以一次次避过危机而显得如此“长治久安”的深层原因。 葛兰西认识到，广义的领导权既包括政治领导权又包括文化领导权，“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同上书，第316页。）但是， 葛兰西从自己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出发，与列宁的政治领导权相区别，他主要是从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来运用这一概念，这也正是他思想的独创性、深刻性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发展之所在。葛兰西认为，由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结构的新变化，即“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今天资产阶级国家的领导权，绝不单单意味着通过强制暴力使被统治阶级服从。相反，通过教会、学校、工会等社会团体，以文化、宗教、习惯、教育等为媒介，在智力与道德上说服被统治阶级，使其积极地认可、赞同统治阶级的领导，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与关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掌握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已成为掌握政治经济领导权的先决条件，如果领导权不首先是文化的、伦理的，从而是政治的，那么它也根本不可能是经济的。 2 无论是剖析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结构的新变化，还是深入阐释文化领导权，葛兰西都离不开一个基本概念——市民社会。 与马克思所说的作为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总和的市民社会相异，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是和他的所谓政治社会相对应的一个范畴，它主要是指上层建筑领域。在葛兰西看来，如果说政治社会代表国家的正式组织系统，即法庭、警察、监狱、军队等社会强制暴力机构，那么市民社会则是指非正式的、非暴力的、民间的种种组织结构系统和精神力量，以及直接、间接影响政治的各种辅助力量。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政党、教会、工会、学校以及各种文化组织如报刊、杂志、学术团体等，作为在思想文化领域传播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组织与技术手段，“它们总合在一起构成统治阶级政治的或文化的领导机关”即市民社会。简言之，与暴力相对应它代表舆论；与专政统治相对应它代表道德和伦理；与“公共政治”相对应它代表“私人”和民间；与“守夜者”、“宪兵”相对应它代表“教育者”、“意识形态机器”，它看似在国家之外，其实它正是隐秘的国家本身。“这个市民社会的活动是既没有‘制裁’，也没有绝对的‘义务’，但是在习惯、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道德等等方面产生集体影响并且能达到客观的效果”。（同上书，第191～192页。）在这个领域，人们似乎认为他们是最自由、最民主、最没有强制性、最随心所欲的，但事实上正是在市民社会中，统治阶级悄悄地、兵不血刃地通过一系列加工制作及通俗化、大众化过程，将其统治所需要的世界观、价值观，改造成整个社会普遍接受的“常识”和群众自发的哲学，从而赢得所谓“民心”。因此，葛兰西进一步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经济统治，不是政治领导权，而是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才是最重要的。按照葛兰西的理解，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与专政暴力部分相比，国家结构中的市民社会部分及意识形态领导权作用会愈益凸现和强化。 3 众所周知，葛兰西关于领导权概念的最早论述见于1926年他写的《关于南方问题的笔记》，在该文中他写道：“都灵的共产主义者十分具体地给自己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那正是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国家的社会基础。” 正如对文化领导权的牢牢把握构成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稳定基础一样，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家建立的基础条件，同样在于夺取整个社会的文化领导权。但鉴于领导权的实质是自觉自愿，是同意、赞同，因此，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要掌握领导权，也只能采取民主的方式而不是相反。“下面的事实对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起决定作用：领导者维护被领导者的利益，因此‘应该’获得他们的同意……关键的问题不是被领导者消极的和间接的同意，而是单独个人的积极的和直接的同意”。（同上书，第231～232页。）葛兰西认为，领导权不应该是杰出小集团或少数人的领导，而应是整个阶级的领导。领导集团只有克服狭隘行会主义，富于牺牲精神，充分发扬民主，实行“有机的民主制”即民主集中制，才能实现领导权。民主与领导权是不可分的，在以民主方式实现领导权的途径中，他尤其强调文化、教育所起的重大作用，对历史的复杂性及思想文化对历史变迁的影响有深刻的研究与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