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东欧地区的民主化进程始终是比较政治学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同，中东欧国家大都受到苏联政治传统的影响，因此其民主化进程所强调的不是从零开始的“建设”，而是既有政治体制的“完善”与“转型”。与制度建设不同，制度变革往往意味着对既有权力体系和利益平衡的打破与再分配。这就极易引发社会群体不满，社会秩序被破坏。①但令人瞩目的是，在其中的一些国家，激烈、深刻的政治变革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冲突，且大体上在社会成本可控的范围内完成了制度改造。这些国家也因此被誉为民主转型的典范。此后，大量学者致力于对其经验进行分析和总结。其典型代表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与乌克兰。 但是在21世纪初，上述许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阻滞与逆转。②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政党的寡头化，即本应秉持贯彻代议制原则的政党严重依附于特定的政治精英个人或集团；本应培养、选拔、推举政治精英作为代言人的政党不仅无法以组织和规则约束精英，反而会因精英个人的政治利益而被反复解散与重组。这种现象也常被描述为民粹主义的泛滥，即原本作为民主体制重要支柱的多党竞争完全沦为具有超凡魅力的政治精英个人及其恩庇集团的斗争。因此，本文尝试以波、匈、捷、斯、乌为具体案例，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解答：第一，民主解固或民主倒退与政党的寡头化现象之间是否存在关系；第二，政党的寡头化现象通常在何种情况下会发生，为什么会发生；第三，转型国家的政党是否存在解决寡头化问题的案例。 一、理论综述 (一)两种精英行为模型：“蝇王”与“山中之王” “民主倒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是指一套给定的民主制度的削弱(weakening)或瓦解(disassembling)③，意味着任何政权内与民主治理相关的品质的恶化。④目前对于民主倒退的解释包括能动理论、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与政治结盟、国际因素等理论。⑤具体而言，对后苏联地区国家权威主义兴起的解释既包括以“坏非正式性”⑥和“庇护政治”遗产⑦、执政党实力、与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⑧等为解释因素的结构性解释，也包括基于行动者的能动性解释。前者似乎更适用于解释连续性而不是变化，后者则被认为过度聚焦领导人的个人特征。⑨我国国内学者也介绍或提出了类似概念，如“民主解固”⑩“民主崩溃”(11)等。在褚向磊和苏毓淞的研究中，代际差异、民粹主义政党崛起、民主治理水平下降等因素被用于解释“民主解固”；而在包刚升的研究中，选民分裂和政治制度是“民主崩溃”的关键因素。 本文认为，制度变革与制度建设存在根本性的差异。民主体制建构后，并不能立刻完成利益的再分配，也很难使相关各方立即接受新的权力分配方案。转型意味着采用一种新的权力结构设计，但这一设计并不能等同于权力的赋予和落实。换言之，在转型过程中，权力可能在新的制度框架内依附于旧的规则运转。这同时也意味着，在旧有体制中保有巨大政治或经济资本的精英，可能在新的体制中同样占据先发优势。因此在特定情况下，精英及其附属集团的行为和选择往往是影响转型进程的关键因素。 目前在关于中东欧地区政治转型的理论中，有两种关于精英行为的模型值得引起重视。 第一，“蝇王”(Lord of the Flies)模型。该模型基于卢坎·威对各国转型过程的描述与比较，可视为多国转型经验研究的综合与总结。模型提出者类比威廉·戈尔丁的《蝇王》，将民主转型比喻为四个阶段：(1)建立选举民主的尝试失败；(2)最具影响力的行动者之间分享非正式权力(寡头政治)失败；(3)权力竞争的胜者夺权，将其对手排除在共同体之外，重新建立“致胜联盟”(winning coalition)；(4)权威主义兴起。权威主义是政治精英权力最大化驱动的自然结果，因其政治意图缺乏强有力的约束。简而言之，“蝇王”模型的主要特征是由实力最强的行为者单方面夺取权力，最终形成竞争各方的零和博弈。不过，“蝇王”模型也可能会增加政治失衡的风险。若精英阶层中未出现能单方面夺取权力者，那么此种分散的行动者格局可能会阻止权力垄断，精英阶层被迫在国内使用大规模动员工具或在国际上呼吁外国行动者支持，并最终成为选举民主国家——不是因为精英和大众的自觉选择，而是因为主导地位的寻求者无法夺取和垄断权力。(12)“蝇王”模型的逻辑如图1所示。
图1 “蝇王”模型 第二，“山中之王”(King of the Mountain)模型。该模型基于赫尔曼的经典理论“半均衡改革”，并将该理论原本分析的经济转轨延伸至政治转型领域。该模型主要包括四个要点：(1)旧体制中的领导人首要寻求收入最大化，用于提供私人和公共物品及其再分配，以购买忠诚和获得支持。领导人主要依赖于在不改善制度的情况下实现收入最大化，即依赖于提取经济租金。(2)政治租金(政治垄断)是经济租金的先决条件，后者源于对资源的控制，并通过恩庇—侍从网络和资源转移的各种非正式机制进行分配。一般而言，即使是较低的租金提取水平，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制度质量，但在一些国家，虽然其制度质量极低，但其租金水平极高。(3)“山中之王”没有可信动机提高制度质量或改变现状。后苏联权威主义制度中政治和经济租金提取具有相互制约性，租金是制度发展的障碍。政治和经济租金提取的垄断反过来导致一种基于恩庇—侍从渠道和私人物品交换，以换取政治忠诚的个性化规则倾向。(4)非民主政权即使表现不佳，也可能表现出相当的持久性。“山中之王”的脆弱性来源众多，如租金资源基础枯竭，薄弱和腐败的制度，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诉求，资源价格下跌等。(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