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经济体制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它必然会引起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道德等各方面的巨大变化，甚至波及国家的政治稳定。 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现代性滋养稳定，现代化培植不稳定。即已经现代化的国家政治较稳定，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随着社会变迁，常常容易造成社会动荡。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国家在其早期社会转轨时期，都曾出现过曲折的斗争，在英国、法国还出现了两种势力激烈的对抗。战后一大批新独立国家，随着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变，都程度不同地陷入了政局不稳、内讧迭起、种族冲突、军人独裁等频繁的政治与社会危机之中。那么，是何缘由导致社会变迁时期的政治动荡呢？首先，是心理的“惯性”。人们心理上早已接受并已习惯了的一种制度或体制，在被另一种陌生甚至是对立的体制所替代时，在短时期内很难对新体制产生“认同”心理。其次是利益的冲突。社会的变迁，体制的转型，对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是一次重新组合、重新分配，那些利益失落的阶层会通过各种渠道发泄其对新体制的不满。再次是法规政策的不配套。有些政策一马先行，其它措施未能及时出台、相辅相成，有些政策严重滞后，亟需修补。这导致一些人趁机钻法规之漏洞，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制造社会矛盾。 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的转轨时期，既要强调改革和发展，但同样不可忽视政治稳定。没有政治稳定作保证，改革和发展就会一事无成。笔者认为，要维护政治稳定，政府应充分研究和分析社会变迁中人们所可能产生的各种偏差行为，并采取切实措施调整人们的不规范行为。具体说，政府应发挥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功能： 1.思想疏导。通过对社会成员的思想教育和精神文化的引导，调适人们的意识心理过程，进而达到调整社会行为的目的。为此，应深入研究人们对各种改革政策措施的心理反应，研究人们的情绪、需要、动机和态度的变化特点，以及各种失调性心理反应的范围、强度和方向，并及时采取相应的“矫正”措施。例如，开展多层次的社会协商对话，畅开言路，提供心理渲泄途径，实现心理沟通。对新的方针政策加强解释、宣传和咨询力度，增加人们的认同心理。进行试点、示范，使社会心理在不可避免的社会震荡到来之前产生“免疫”机制，提高人们心理承受力。同时，对改革可能达到的目标要有科学的评估和阐释，对由此而来的利弊应作客观分析，不可只讲利而不讲弊，使人们形成健康的期望心理，使人们的心理过程和行为方式具有较强的自我鉴别、自我调节、自我矫正和自我适应的能力。 2.满足需要。需要和利益是推动人们行为的内在动机，个人与社会和生产领域的联系，是通过需要和利益表现出来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人的心理过程和行为方式，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都同其丰富多样的需要和利益满足情况密切相联。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活跃人的因素，调适人们的心理行为，就必须尊重人们的各种需要，关心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努力满足人们正当的利益要求。如良好的工作条件，必要的住宅和娱乐场所，公共交通，生活服务设施，文化教育条件，医疗卫生服务等。人们如果生活在人口集中，住房拥挤，交通落后和环境严重污染的条件下，身心都会受到恶性刺激和情境压力，人们感情、情绪和动机等心理要素不可能是良性的。一旦超过人的忍耐限度就必然会导致各种偏差行为，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干扰力。因此，党和政府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应努力为广大居民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全社会健康心理行为的形成提供良好的基础。 当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健全社会保障显得十分重要。各级政府应通过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保障丧失劳动能力者、失业者，遭受突然灾害者和生活贫困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在社会变迁的我国，利益关系剧烈变动，人们的生活变化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增多，诸多养老问题，收入差距拉大及物价上涨对人们收入的影响，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用工制度的改革所带来的生活保障、失业救济及卫生医疗等问题。若对其处理不当，就会加剧某些社会群体和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进而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应高度重视并花大力气搞好社会保障，并且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逐步完善社会保障机制。 3.协调利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要开展竞争。商品生产是社会化生产，它承认经济个体之间的劳动差别和利益差别，要求其劳动通过市场交换取得社会的承认，并依此来调节人们的利益关系，这是个无情的优胜劣汰过程。市场就是激烈的竞争角逐场所，但市场并非完全自由放任，政府也并非无能为力，它可运用各种手段规划协调经济运行过程，调整经济个体的经济行为和由此形成的利益关系。协调和竞争是相互对立而又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只有竞争而无协调，竞争的发展使社会不断产生新的因素，新的关系，从而造成新的更广泛的不平衡，也就要求在更广的领域，更高的程度上实现协调，它包括对经济个体行为的目标手段的调适、规范的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