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审美与文化权力博弈

作 者:
南帆 

作者简介:
南帆(1957-),男,本名张帆,福建省福州市人,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福建 福州 350001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文学经典不存在某种特殊的普遍性质,经典的确认取决于一部作品在文化场域中的位置。经典在人文教育中举足轻重,得到批评家的频繁征引,是文学史记载的核心内容。经典并非实体性而是功能性概念,它是特定文化空间中的建构物,背后存在参与复杂博弈的各种势力。布鲁姆对经典与审美的激烈捍卫并非错误,但审美的表象背后仍然隐藏了若干尚未解决的问题:如果审美仅仅涉及个人或者自我,所有的分歧将陷入僵局;审美远远超出了生理构造而必须追溯至历史文化的塑造;审美制造的情感波澜仍然需要解释。经典应该交给纵横两轴构成的坐标综合衡量,与仅仅显示传统、规范的纵轴相比,与共时的文化气氛相互呼应的横轴更为重要:橫轴方向的内容是主动的,纵轴只能在横轴的带动之下延伸;文学经典与时代声音之间的交流更多通过横轴传递。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2 年 04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2)01-0092-10

      从《诗经》、《三国演义》、《红楼梦》到《阿Q正传》,从《奥德修》、《神曲》、《复活》到《追忆似水年华》……面对这样一份书单,人们会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些声名卓著的文学经典。对于提供引导性的文学选本,维持文学研究学科的制度性知识,汇聚一个社会共同的文化经验乃至民族身份的认定、生产,文学经典拥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尽管诸多文学经典业已进驻小学课本,“何谓文学经典”仍然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为什么有的文学作品享有“经典”的盛誉,更多的文学作品却遗憾地落选?为什么文学经典名单可能在某一个时期出现大面积震荡,此起彼伏的依据是否一致?很长时间内,人们试图找到一个鉴别文学经典的计量公式,一个普适的标志。无论是解释现有文学经典的来龙去脉,还是撰写文学史、审核教科书、编辑文学选本,制定一套客观的标准化评估体系是一个广泛的意愿。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个目标几乎从来不可企及。

      迄今为止,人们无法从众多文学经典之中提炼某种文本结构的公约数。从李白的《静夜思》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从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到海明威的《杀人者》,这些文本之间重叠交叉的因素在哪里?关汉卿的《窦娥冤》催人泪下,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令人捧腹,如此悬殊的悲剧与喜剧因为哪些共同点不约而同地跨入经典之列?无论是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还是卡夫卡的《变形记》或者雪莱的《西风颂》,种种文本千姿百态,独立自足;从叙述模式、文本类型到语言的修辞、韵律,众多文学经典无法清晰地显现某种共享的内在结构。

      另一批人曾经倾向于求证,文学经典的普遍特征在于显示种种高尚的美德。然而,这种考察多半劳而无功。正如哈罗德·布鲁姆论述西方文学经典时所指出的那样:“《伊利亚特》讲述的是战功的无尚荣耀,但丁则热衷于让私敌受永恒的折磨。托尔斯泰个人的基督教观念与他人的观念几乎大相径庭,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宣扬的却是反犹太主义、蒙昧主义和必要的人身限制。就我们能够辨认的莎士比亚的政治观来说,似乎与他笔下的科里奥兰没有太大的差异,弥尔顿关于言论和新闻自由的观念并不能防止强加各种方式的社会限制。斯宾塞为屠杀爱尔兰起义感到欢欣,华兹华斯的自大狂只赞赏自己的诗才而罔顾别人的任何成就。”①四分五裂的价值观念至少表明:这些作家或者文学经典之所以如此伟大,绝不是因为皈依了哪一种高尚的道德理想。

      谋求一个文学经典的计量公式或者一个普适的标志,普遍主义的最大吸引力在于抗拒具体的历史语境干扰。不论置身于中国的汉唐盛世还是19世纪的南美地区,遵循一套标准的操作程序即可锁定文学经典篇目,这无疑是文学知识的理想状态。某种程度上,这种广泛的意愿背后隐含了巨大的焦虑——许多人没有信心论证古老或崭新的文学经典与眼前这个时代究竟有什么关系。对于不少文学教授说来,这个题目远比论证足球、古董鉴定或者网络游戏的时代贡献困难得多。如果文学经典来自某种无可争议的“本质”,众多烦恼即刻迎刃而解。尽管如此,各种普遍主义的努力收效甚微。另一些批评家热衷于把文学经典的普遍性寄托在一些美妙的概念上。例如,“审美价值”,“民族文化特征”,“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了生活的本质”,如此等等。但是,这些判断并不周延。人们很容易找到例子证明,符合上述特征的许多文学作品并未晋升为文学经典;更为难堪的是,这些概念无法摆脱历史的纠缠:所谓“审美价值”或者“完美的艺术形式”,没有一个历史的时空坐标几乎无从谈起。

      有趣的是,计量公式与普适标志的阙如并没有影响社会的文学经典认知。对于大多数人说来,文学经典的辨认存在另一套标志。远在文学阅读开始之前,这些标志已经进入人们的视野。一个稚童不可能清晰地理解“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含义,但是,文化权威事先指定,必须诵读这些诗句。换言之,文学经典的标志不是保存于文本内部,而是显现于文本的外部位置——即一部文学作品在文化场域之中赢得的位置。

      首先,文学经典在人文教育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如同哲学经典、历史学经典或者社会学经典,文学经典通常被视为人文知识的精髓,甚至是民族文化的旗帜。因此,入选人文教育的通行教科书必将成为权威的文学经典资格认证,教科书的接纳标明了文化场域赋予一部文学作品的崇高价值。其次,如果说人文教育多半针对普通读者,那么,文学史多半指向文学研究专业人士。如同文学的先贤祠,多数文学史记载的核心内容显然是文学经典。青史留名,传诸后世,这不仅是文学经典身份的雄辩证明,而且意味了来自学院系统的表彰。学院在现今文化场域的不断升值持续地增添了这种表彰的分量。再次,文学经典得到了批评家的频繁征引。批评家的论述之中,文学经典往往以表率的面目出现。对于正在流行的当代文学,这些表率显示了典范的强大威信。此外,文学评奖、激烈的争论、作家的昔日声望或者巨大的发行量也可能产生相似之效。一些观点曾经认为,一部流传久远或者赢得了诸多阐释的文学作品即可称为文学经典。然而,没有教科书、文学史或者批评家的青睐,流传或者阐释几乎是一句空话。总之,所谓的文学经典并非来自一锤定音的文本鉴定——并非某一个文本确凿无误地套入预设的现成框架;事实上,文学经典是在一系列特殊的待遇之中逐渐确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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