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最近有关话语的论争使得这个原初是语言学术语的词的意义发生了深刻变化。“话语”进而可以表示为“一组陈述，这组陈述为谈论或表征有关某一历史时刻的特有话题提供一种语言或方法。话语涉及的是通过语言对知识的生产。但是，由于所有社会实践都包含有意义，而意义塑造和影响人类的所作所为以及操行，所以一切实践都有一个话语的方面。”①话语被表述为整个知识的陈述方式，知识也通常以话语构成体的形式出现。但知识也不可能只是一个陈述、一个文本、一种行为或一个来源，而是通过一系列文本、各种形式在社会的不同场合出现。像德里达的“文本之外无他物”一样，福柯认为，“话语之外事物没有任何意义”，他指出包括医学、精神病学、犯罪学、生物学、经济学、语言学，甚至如心理疾病等众多领域都是专业化的人们言说方式(话语)的产物，即话语是对许多具有普遍性社会问题的表征。显然，这已不是仅仅一般性层面的描述社会现象，而是以一种历史责任感，寻求有别于传统人文研究的范式。福柯是以话语为核心所进行的学科史研究，恰如有人对其话语理论研究所做的总结那样：“福柯作品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他精确描述了写作过程中不同的话语概念，而且也因为他为话语分析与社会科学之间提供了关键的联系。”②福柯的理论使得话语被赋予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范式，它是对现实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的实践说明。本文将越过专业的语言研究领域，将话语置于整个人文学科体系，就话语理论的发展、对话语理论产生影响的思潮以及福柯人文学科的话语范式等三个方面对其进行探讨，以确证话语理论在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获得的“文化转向”性的立场。 一、话语理论的发展 在语言学领域，话语研究早已有之，主要是以话语分析为主。但实际上，话语分析往往只限于个体的使用或者至多是两个人之间的对话。而如果把话语投入到整个社会实践中，它就能发挥巨大的功能。例如，从文学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来看，文学就是话语建构整个社会和政治世界的方式。德里达认为，当语言变得普遍有问题时……一切都成了话语③。也就是说，语言只是一种符号载体，当语言本身成为问题时，它至多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体系，而话语却能对现实的实践行为进行陈述，话语规定语言使用的社会实践。对话语的研究不只是语言学家们的事情，它的重要性在非语言学专业的研究者们那里受到关注。 较早从非语言学角度阐释话语理论的是苏联的文艺理论家巴赫金，他把话语考察为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之一。作为一名出色的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更着重于语言的社会历史性语义分析，着眼于语言在实际应用中不断变化的“活的意义”。在他看来，话语就是在对话原则下的语言应用，人类的生存总是要面对世界，“我”面对“他者”，作者面对读者。这种对应是相互的行为，是彼此间不断的交流、沟通，因此形成人/神、词/物、我/他、作者/读者之间的对立辩证关系并产生意义的过程。正是因为对话，互相之间的意义才不断发生变化。人、他的存在及其存在的方式都具有相互依存的对话性关系。比如，我们通常所说的自我，只能存在于我与他者的交往中，自我离不开他人，否则就不能成为自我。而语言的主体性是通过人称实现的，任何个人都是在与他人的相互反映与相互接受中获得确认的，任何个体的存在都是以他人的存在为前提。“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往。对话结束之时，也是一切终结之日。因此，实际上对话不可能、也不应该结束。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④巴赫金把话语与人的存在结合起来，指出二者之间密切的对应关系，表明了话语超越于语言学属性的意义。 巴赫金之后，话语研究开始在人文学科领域内获得了特定地位。福柯、拉克劳、墨菲、豪沃斯、米尔斯、本维尔、芬纳以及菲尔克劳等⑤对话语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福柯就表示了对语言的结构主义描述的反对，他的话语分析专心于表明话语实践与非话语活动和制度设置之间的联系，有关他的集大成式的话语观点后文有专门论述。值得指明的是，福柯的反结构主义话语观为拉克劳和墨菲等证实⑥，后两位学者在使用话语概念时，突出强调了每一个社会构造都是意义丰富的事实。话语事件总是与客体存在相连接，在社会科学中话语概念的使用，使它得到了更为技术化和理论上的呈现。米尔斯则将话语结合到批判理论、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社会心理学等许多领域进行系统论述，认为话语被广泛用于分析文学以及非文学文本，并经常被用来澄清某种理论混合性。米尔斯通过话语的概念进行系统论述，涉及了更为宽泛的内容⑦。其他像本维尔、芬纳以及费尔克劳等则将话语运用到实践中，例如，话语对人的身份认同的建构⑧。豪沃斯总结指出，最近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话语概念获得了广泛的发展，许多研究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在使用这个概念以分析各种问题。但在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的实例中，研究者们使用话语的概念具有很大的盲从性以及与主题的偏离(underthematized)。豪沃斯对话语理论的发展有过系统的研究，目的就是要分清这些陈述⑨，并指出话语理论三个层面的发展⑩： 首先，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是通过参照经济生产与再生产的矛盾性过程强调话语的。因此，话语通常被视为意义的意识形态体系，从而模糊了权力和资源的不均衡分配。这意味着话语分析具有揭露体制的批判性任务。这方面话语也受到了以批判理论著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的影响。其次，语言学家菲尔克劳等整合了该思想的社会学和哲学思潮，发展了批判性话语分析(11)。通过吉登斯的结构框架理论，菲尔克劳建立了自己处理话语分析的全部社会学架构理论。吉登斯强调人的意义和理解的中心性，他的社会理论因而更加强调行动者的行为。菲尔克劳吸取社会结构和人的能动性这种二元论主题，坚持认为在话语与它们发挥功效的社会体系之间存在着相互的构成性关系。话语分析的任务就是要探究这个辩证关系，并揭露语言和意义被抑制的主导行为。最后，德里达、福柯、拉克劳和墨菲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者们提出了更加综合的话语概念。这些概念把社会结构视为内在的、模糊的、未完成以及偶然的意义体系。例如，在对意义进行分析中，德里达认为意义产生之时只有符号，且仅仅在于符号。在符号之外没有原初的意义，那是图像表征的一种形式，因此书写只在原初的意义内。没有符号(即书写)，人类将无法探究知识、真理和文化。书写总是文本之外的书写，文本是它们外在的构成。因此，德里达认为文本或写作就是话语，而人们的社会经历都是根据延异的逻辑被建构的。拉克劳和墨菲利用后结构主义哲学发展话语的概念，包括所有的实践和意义，解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形成特定的社会行为者的团体。在所有这些观点中，话语构成了象征体系和社会秩序，话语分析的任务是要研究话语的历史和政治结构与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