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11)06-0067-08 一、空间，外部 如果我们从福柯的早期作品①来考察，就会发现他对空间的重视，其实早已潜藏在他对知识、话语与权力的批判之中。比如，在考察欧洲(主要指法国)疯癫史和医疗史等问题时，他发现人们对于疯人和病人的控制或“规训”，实际上都与空间密切关联：比如，早期用于疯人流放的“愚人船”，随后而来的“隔离所”，甚至晚近出现的监狱、医院、工厂、学校、军营等，都是空间分割与规训的场所。关键是，它更是权力和压迫的场所。于是，空间就成为了福柯话语与权力批判的中心问题之一。也正是因为这样，福柯才说：“规训涉及空间的划分。”不过，福柯又认为“规训只存在于多样性存在的地方，基于多样性可达成某种目的、某种目标或结果”。[1]所以对于福柯而言，空间的重要意义显然在于要发现差异性、异质性，甚至是某种越界或出越性的东西。而所有这些也都将必然逃脱“规训”的力量，颠覆传统秩序，从而撕裂了延续的历史。于是，知识、历史、文化将成为间断的形式。事实上，在考察西方古典的时空观时，福柯则认为，“空间被看作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不动的。相反，时间代表了富足、丰饶、生命和辩证。”[2]206 然而，福柯很快就发现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即，人们的现代空间观念早已改变。这就是说，在他看来，现代空间已经成为动态的、不确定的空间。这种空间不仅关涉人的语言、死亡，也关涉人的生存；甚至，现代空间充满了一种微观政治学的隐喻。于是，福柯不仅在其早期研究中重视它；而且在其中后期著作中，他也依然关注这一问题。更为关键的是，福柯不仅发现了“活的”、动态的空间；而且他还提出了一种所谓“异质空间”(Heterotopia)的思想。当然，这一思想是福柯在一次题为《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Texts/Contexts of Other Space”，1967)的演讲中首次提出的。②演讲中，福柯重读了巴塔耶的“异质”观念，并赋予了它以新的含义。在巴塔耶看来，“异质领域只有在瞬间的震惊中才会把自己敞开。而且，其前提在于，确保主体与自我和世界维持联系的一切范畴统统遭到击破。”[3]249这一点，福柯和他显然是一致的。不过，福柯很快就将其与空间做出了连接，提出了所谓的“异质空间”。福柯认为“异质空间”应该是指存在于社会文化领域的具有差异性、异质性、颠覆性的空间。不过这一概念既可以指现实的空间，也可以针对虚幻的空间。或者说，它特别关注的是那些兼有现实性和虚幻性，同时包含“体验”和“想象”的空间及其文化实践。因此可以说，福柯凭借空间观念认识的转折，凸显了一种新的话语形式和“异托邦”③想象。不过，福柯并不否认历史：“福柯对历史的‘谋杀’也并非真正‘取消’了历史话语，而是使历史具有了更为本真、更为浑整的、空间化的话语形式，促使历史话语从传统的线性‘时间化’形式向后现代的非线性‘空间化’形式的转移。”[4]于是，空间在福柯的思想中始终是挥之不去的眷恋和思念。 然而更为关键的问题则是，“空间”涉及“外部”——一种不可见的“外部”。这“外部”既是未知、不确定的境域，又是迷人的、可能的场所。1963年，福柯同时出版了两部著作：一部是《临床医学的诞生》，另一部是《死亡与迷宫：雷蒙·鲁塞尔的世界》。这是两部谈论“空间”的著作，只是，前一部为学术作品，后为文学评论作品。詹姆斯·米勒认为这一事件本身即有很深刻的意义，因为它反映了“福柯对虚构和‘思考’的趋同的确是深信不疑的”。[5]178不过，更重要的也许是二者都指向了“空间”问题。基于福柯的思想，医学空间是话语生成和转换的空间；而文学空间也是如此。关键是，福柯想弄清楚二者有什么不同。最终，福柯终于通过雷蒙·鲁塞尔发现，文学的语言空间更是一种“越界”和通向“外部”的空间。如果说医学(包括监狱、疯癫等)空间相对而言是静止的空间的话；那么文学的语言空间则是运动的、创造性的空间。于是，福柯就此开始迷恋这种文学的“空间”。福柯曾经说：“在生活和工作中，我的主要兴趣只是在于成为一个另外的人，一个不同于原初的我的人。”[5]453而在1983年的一次谈话中，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于鲁塞尔的迷恋。他说：“一个人写作，是为了使自己变成其他的人。”[6]这也就意味着，福柯无疑认为雷蒙·鲁塞尔正是这样的人(并且他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而这正是福柯长久迷恋和渴望体验的东西。因此可以说，福柯一直致力于发现外部，发现异己的空间；他认为只有通过这些，他才能自由。换句话说，是一种自由在召唤福柯走向外部；而空间只是一个中介。 那么，对于早期福柯而言，文学就是他的“外部空间”。福柯认为，“吸引力对于布朗肖，如同欲望对于萨德，力对于尼采，思想的物质性对于安东尼·阿尔托，僭越对于乔治·巴塔耶那样，都是纯粹的，最赤裸的外界经验。”[7]34这也就是说，通过文学的解读和实验性操作，福柯发现了许多“外界经验”。这些来自“外部”的消息或经验深刻鼓舞了他，也让其走向进一步的探索之中。福柯曾经较为谨慎地说过文学于他而言并不重要；但事实上，早期福柯极具文学色彩。他是这样说的：“对我来说，文学是我观察的东西，不是我分析的对象或是借助用来分析的工具。文学只是一种休息，行路时的随想，一枚徽章，一面旗帜。”[2]87然而究其极而言，这句话可能只是应景之说——至少是言不由衷的。不过也许福柯是对的，因为文学确实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退出了他的研究——虽然还在他的视野之中。然而在60年代，福柯对于文学的极度迷恋却是有目共睹的，而这尤其体现在他对布朗肖的描述中。当时，福柯曾经说：“文学，只有达到了一种强烈的展示自我的程度，才是一种不断接近自身的语言，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尽可能远离自我的语言。”[7]30也许是和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相似，抑或是和布朗肖的思想的“中性”相仿；福柯强调作者要抹去自身。④这就是说，福柯认为语言的“越界”是通向“外部”的关键路径。他由此认为，“语言，既不是真理也不是时间，既不是永恒也不是人类；相反，它总是外界的解散形式。”[7]45同时，福柯从布朗肖的小说中看到了这种“外界经验”。他说：“小说不在于展示不可见，而是在于展示可见物的不可见性的不可见程度。”[7]33这种“不可见性”正是“外界”，也正是福柯长期以来迷恋的东西。福柯在解读雷蒙·鲁塞尔时发现了这一问题；而他在解读马奈的绘画时则再次强调了这一点。或许，基于福柯，“我们可以说，‘外边’首先是一种有关‘他者’的经验。”[8]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