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上，凡是围绕女性文学展开的阐释、分析、评价等批评活动，均可称为女性文学批评。严格意义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女性主义思想观念、研究方法在文学领域里的自觉实践。19、20世纪之交，反封建专制的民主运动、反殖民霸权的民族斗争，以及西学东渐的思想文化热潮，催生了中国的女权运动，妇女们第一次自觉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女性的书写和言说活动包括宣传男女平权思想、表达两性平等的意愿、描述女性的历史处境和生存状况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从陈衡哲、冰心到丁玲、庐隐，再到肖红、张爱玲等，女性作者的文学创作渐成气候，成为现代文学史的有机构成。然而，关于女性创作的研究与创作状况并不对等，虽然许多重要的批评家和文学家如鲁迅、茅盾等对女性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他们大多注意的是女性在语言表达方式上的特征，无意于为之配备特殊的批评话语和设立特殊的评价体系。在新中国的男女平等潮流中，女性的文学活动和男性一样，同属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女性文学的批评研究也就当然地被纳入革命的现实主义框架之中。故此，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批评，出现于新时期以来的又一次西学东渐的大潮中。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文学随着社会发展而深刻变化，女性文学的异军突起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这也为女性文学批评提供了发展的契机和广阔的舞台。从国外学术成果的译介，到借鉴吸收而“为我所用”，拓展、深化女性文学批评的内涵和外延，再到以历史的眼光描述女性主义思潮在本土传播、影响的谱系，中国女性文学批评走过了属于自己的道路，成为文学理论和批评中的生力军。如同任何一种外来的理论学说和方法模式，在“拿来”的过程中都会产生某些“变异”一样，西方女性主义在本土化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这其中既有女性主义和女性文学批评自身的悖论，也表明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在社会转型和剧变之际遭遇了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需要在回顾中反省，以寻求新的突破。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本土历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女性意识觉醒的80年代 当代文学史的新时期，是女性作者的女性意识觉醒的时期。张洁于1981年完成中篇小说“方舟”，这是新时期以来女性作者第一次站在女性立场上的自觉书写。与此同时，《世界文学》杂志1981年第4期辑录“美国女作家作品选”，编选者朱虹所介绍的“妇女文学”及美国女性作家，让人们初次接触到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和批评的含义。此后，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和理论批评的译介逐步展开。虽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译介开始，但它的确是应和着本土思想文化和文学创造的现实需求的。研究外国文学的学者和外国文学期刊在传播女性主义文学及理论批评方面的贡献不容忽视。在《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动态》等杂志的带动下，《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艺报》等报刊在80年代末期也开始了相关的评介工作。 在国外女性主义思潮触动下，国内女性文学创作和批评开始自觉迈进。在批评领域出现了新时期以来最早的一批女性主义的文学研究成果。《上海文论》1989年第2期开辟的“女权主义批评专辑”，就是这一成果的首次集中展示；其他学术理论报刊也发表了诸多类似论文。而一些已有建树的学者也开始尝试运用女性主义视角，使自己的女性文学批评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转型，如赵园、刘思谦等人。① 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批评专著有孙绍先的《女性主义文学》，陈素琰的《文学广角的女性视野》，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等。此时的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从女性立场出发，批评文学史和文学研究对女性作者的忽视，以及男性作家对女性形象的误解及其透露出的男性趣味，而真正用性别视角研究作品，或者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创作现象的还很少。我们至多能从一些论著标题上出现的“天使与妖女”、“疯女人”、“镜像”等词汇，看出它们与女性主义的粘连。 不过，《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是一个例外。它标示了本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能达到的高度，是应用女性主义的视角和方法研究文学创作的代表。② 表面看来，该著仍然是一种女性作者的个案研究，但实际上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全面、大胆的实践。首先，从对女性写作的社会背景的讨论来看，论者特别注意女性作者的创作与女性的历史处境和生存处境的关系，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造成的抹杀女性的社会状况进行了批判，同时又将女性写作放在整个文学创作的背景之中，特别是放在主流或权威话语的参照系中，对男性作家文本中的女性形象所反映的（作家的）两性观念及其投射的社会心理进行剖析。其次，从对女性作家研究的角度来看，对女性作者的女性立场的表现，其女形立场的生成及其演变，女性的叙事视角、讲述方式及其所带来不同效果，在主流文学和权威话语之外所奉献的社会和历史的别样真实，等等，是论者关注的重心，并对女性作者的女性意识和女性声音也予以审视。该著贯穿的批评原则、理论视角、基本观点和批评方法，都为本土女性主义批评起到了示范作用。其基本观点——传统文学中的女性只是因为两性关系、只是为了男性而被表现——虽然是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观点的挪用，但在当时极具启发性，至今仍为许多女性文学批评者所重申。 走向成熟和繁盛的90年代 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经典著述，由零散译介发表变成大规模的出版发行，如法国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女人》的节译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1989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英国玛丽·伊格尔顿主编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法国女性学者的文化学撰述《男女论》也在此前后出版。进入90年代以后，国内学者开始系统地引进和介绍国外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和女性主义批评的成果，如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鲍晓兰主编的《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等，其他如挪威学者陶丽·莫依的《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拉尔夫·科恩主编的《文学理论的未来》、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经典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密尔的《妇女的屈从地位》，以及稍后译介的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凯特·米利特的《性的政治》等等。这些译著成为本土女性主义批评最重要的理论资源，更为女性文学研究提供了路径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