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才培养座谈会”上，丁石孙校长（前北大校长）和李亦 园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在专才与通才教育和学科之间相互关系上的 申述和分析，使我感受很深。因为他们所谈的都是在大学校园以内的人 才培养问题，所以我就想从另一角度来分析，来谈谈那些被弃于大学校 门外的青年们和他们的培养问题。他们不是不合格，而是没有机会。 首先，我们来看大学适龄青年（18—22岁）的入学率，在先进的欧 美国家，这个比率比较高。就以美国而言，从前年公布的大、中、小学 生的数字来看，适龄而能进入大专学校的将近50％，日本在近年来亦赶 上了这个水平。即使注重精英教育的英国，这个百分比也从以往的14％ 增长到近年的25％左右。亚洲的四小龙，除了香港之外，都已达到30％ 左右或以上，即便是殖民地的香港，这个比率亦迅速地从80年代的3 ％ 增长到目前的18％。可是中国这个比率则居于1％到2％之间，这个差距 实在太大了，被弃于校门之外的青年才俊实在太多了。 首先，我要申述的是这绝对不代表中国人不重视教育，相反地中国 人比一般其他国家的人更注重教育，所以才有自古以来就相信“万般皆 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大的差距？现 在就让我们从家庭、政府和经费三个方面分析。 父母注重子女教育 从家庭而言，绝大多数的父母都十分注重子女的教育，绝大多数的 父母都会在必要时，省吃俭用来让子女受教育，这一点中国人比世界上 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更积极、更看重教育。从父母的观点来看，对子女在 教育上的花费，是最好的投资，而所收获的，则是下一代在生活水准和 精神文明方面的改善。在香港有很多非常成功的例子。父母经过一辈子 辛劳，把所有精力和金钱全都投在子女的教育上，而子女的工作、生活 和事业都能跳出父母生活艰辛圈子而步上成功之途。就以目前香港科技 大学的学生而言，90％以上都是第一代的大学生。他们的父母都没有受 过高等教育，但对于子女教育的重视绝不落后于他人。所以，对教育而 言，家庭不是一个阻力，而是一个温床。 宪法规定教育经费 就政府而言，各级政府都在宣示教育的重要，但政府和家庭之间在 观念上有一个基本的差别，就是父母和父母官对教育的看法不同，感受 不同。父母把对子女的教育看做投资，而父母官则看成消费；父母对子 女教育的投资是希望下一代有收益，父母官对任何投资都着重在下一季 的收益。一般父母都会看到和感受到子女从教育上得到的收益，而这种 利益是不能以金钱来衡量的；一般父母官都不会在任职期间看到和感受 到在教育花费上所得到的收益和效果。由于上述多种不同的感受和心态 ，造成了为父母者和为父母官者对教育的不同看法，从而有双重标准。 这就需要有远见的政府把教育视为人才投资，一代才能见效，不应视为 商品投资，一季就想见利。但在目前经济挂帅的情况下，这又谈何容易 ！但并不是做不到。 从经费而言，当然像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和人口压力，能够用于教 育上的经费不会很多，但这并不表示中国真正没有钱办教育。 据传， 1994年一年中各级政府用于请客吃饭的钱就超过2000多亿，这是一个多 么庞大的数字！这个数字超过中国全国教育经费（1400多亿）很多。所 以，钱还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政策和远见，是如何来决定经 费使用的轻重和先后的次序，这个次序是不可以在不同的时代，由不同 的人来决定的。因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人事，会对教育有相当不同的 看法。所以，在教育政策和经费上，不能人治，而必须法治。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一切都重人治的传统下，要想找一个有远 见的政策和父母官，则非依法治不可。也就是说，政府每年应用在教育 上的经费，一定要在宪法上规定，政府依法要拨用国民生产总值的固定 百分比来办教育，非如此，则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很多文明国家和地区 ，宪法上都明文规定百分之几的国民生产总值应为教育经费。台湾地区 1964年为3％，1974年为4％，1985年为5％，到1989年已超过5.35 ％了 。在同年份，印度为4.7％，韩国3.4％，而中国大陆最近才提高到2.5 ％左右。1995年人大虽然通过了《教育法》，但可惜的是，没能通过列 入以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几用于教育的提议和条文。这个数字一天不能 列入，中国的教育就一天受不到政府的重视。 光是有了宪法规定还不够，一定要在各级政府执行政策人的工作上 表现出来。换言之，各级政府主管的年终考绩，要把教育成绩列为第一 项。教育办不好，官运就不亨通。以上两项建议要同时并行，否则，只 是空口白说，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大家若能以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心情来 办全国教育，只要辛苦一代，以后代代都好。大家要有谈到“希望工程 ”时的精神：“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学生”。 （土川选自香港《明报》，作者孔宪铎，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