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808(2012)06-0001-06 为什么我国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如今已经成为我国教育界难以面对的一个尴尬。钱学森先生认为，我国学校没有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那么，我国现行的办学模式和学校教育教学实践到底在何处制约了青少年学生创造力的发展?诸如此类的复杂问题，难以用三言两语回答清楚。不过，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下，我们或许可以尝试对“钱学森之问”作出初步的解答。 一、虚假的问题和错误的方法 如果一场教育改革是在用错误的方法解决虚假的问题，那么除非出现奇迹，否则我们必不能期待它产生良好的结果。遗憾的是，在实际教育改革过程中，我们却常常是在用错误的方法解决虚假的问题。 为什么我国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们对此似乎已经形成一个不很确切却相当广泛的共识，那就是我国学生学习内容太多太难。人们都认为过重的课业负担是抑制青少年学生创造力的罪魁祸首，可是，稍加思索便不难发现，这种答案似乎不太合乎逻辑。 知识对于创造，特别是对于科学发明创造来说，虽不能说是充分条件，但也是必要条件。一个初中物理都没学好的人，恐怕很难想象会在某一天突然得到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通知。即便我们强调“过重”的课业负担压制了青少年学生创造力的发展，但逻辑上的矛盾也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们都坚信，人是天生爱好知识的，那么，多学知识应该使学生感到高兴，怎么会成为“过重”的负担呢?难道说“人天生爱好知识”这一信念是错误的?对儿童强烈求知欲的大量观察告诉我们，这条信念是没有问题的。几乎在每个心智健全的儿童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即使他天生懒惰，也不太可能全无好奇心和求知欲。因此，问题可能还是出在关于“课业负担”的假设中。 说到课业负担过重，我们大多喜欢拿我国学校与美国学校的学习内容作对比，似乎美国的科技创新力主要源于学生较轻的课业负担。事实真的如此吗?最能集中反映学生课业负担的指标是课程和课外作业时间。对比中美学校课程我们不难发现，从小学到大学，美国学校的课程都要比我国学校的课程丰富。这种差距在小学和初中阶段要小一些，到高中和大学阶段就拉大了。尤其是美国一些私立学校、特许学校和磁石学校的高中课程，其丰富程度更是我国高中所无法比拟的，其难度也远非我国某些“砖家”所想象的那样低。例如，离散数学、微积分、数理统计、量子力学、地球与空间科学、计算机辅助设计、音乐理论与作曲等都可以在美国很多高中的课程表中看到。美国的教育制度还允许并鼓励学生在高中阶段选修大学课程，学生将来上大学时就不用再学习这些课程了。美国大学的课程更加丰富，其课程表往往丰富到要用六七位以上的数字来给课程编码，学生依据自身兴趣进行选择的空间之大对我国大学生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与此同时，美国大学的高淘汰率也是众所周知的，美国大学生的学习压力实际上比我国大学生还要大。很多美国顶尖大学的学生在学习中都有一股“拼命三郎”的劲头，麻省理工学院甚至曾经出现过学生因为学习压力大而吸食毒品的问题。至于学习时间，美国一般学校学生的学习时间可能的确比我国学生的学习时间少一些，但其差别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而在美国一些好的学校里，学生的课外学习时间比我国学生还要略多一些，这是早已为很多调查研究所证明了的。况且这里还有一个效率问题，我国学生的学习时间长并不意味着有效学习时间就多。总而言之，美国的高科技成果绝不可能是由一帮学业“一塌糊涂”的傻瓜生产出来的，而是从小就获得良好教育的人们才有可能取得的。 减轻课业负担就可以提高学生的创造力，这着实是一个虚假的教育问题。不仅问题是虚假的，而且我们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错误的。很多人都认为“高考指挥棒”是造成“课业负担过重”的罪魁祸首，所以都试图通过高考改革来减轻课业负担。然而，改来改去，无论何种考法，都未见学生的课业负担有明显减轻。有人建议直接通过禁止学校补课和限制教师布置家庭作业的方式来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其结果是学校里的负担似乎是轻了些，而各种课外补习班却日益红火，家长怨声载道。大家都忙着改革，却很少有人静下心来思考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课业负担过重作为一个教育问题是虚假的，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却是实实在在的。它是一个由人口过多、产业现代化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越来越高、社会保障机制不够健全等多种因素导致的社会问题，是由就业竞争的社会压力传导到学校课堂中而产生的。当用人单位招聘员工要千里挑一的时候，就业压力可想而知；当“985”大学毕业成为招聘初选条件时，人人都想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就情有可原；当找不到工作就意味着生活窘迫时，就业竞争的社会压力自然会传导到教室里来，甚至要传导到子宫中去。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国就必须进行相应的社会改革，仅仅靠教育改革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至于通过减轻课业负担来提高学生的创造力，那就更是缘木求鱼了。 在教育改革过程中，要避免用错误的方法解决虚假的问题，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决策建立在教育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只有建立了科学的教育决策机制，我们才能避免被某些“砖家”忽悠得无所适从，也才能避免被少数肤浅媒体误导得不知所措。 二、反常现象的背后 很多科学发现往往都是从注意到一些反常现象开始的。有关学生的创造力，笔者很早就发现了一个反常现象：一些在美国大学攻读硕、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在基础课程学习阶段的考试成绩多数都比美国学生优秀，可是到了毕业论文研究或毕业设计阶段，他们做得就不如美国学生了。这显然是不正常的。按照常理，课程学得好，基础知识扎实，将来运用这些知识进行研究或设计也应该做得好。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反常现象?受条件所限，笔者无法开展经过严密设计的大规模跨国调查研究。但通过简单的观察笔者发现，在这一反常现象背后隐藏着一系列重要的教育问题。我国教育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那么培养出钱学森先生期望的“杰出人才”或许就有了一定的可能性。具体来说，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中西方学生的学习方式存在差异。在美国一些大学里，我国学生在课堂上都非常认真地听教师讲课，非常辛苦地记笔记，一般很少提问和发言；而西方的学生看上去似乎没有我国学生认真，不仅笔记记得不如我国学生勤，而且还经常打断教师讲课，提出自己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虽然有些问题或看法幼稚得引起哄堂大笑，但他们还是乐此不疲。在课外，一般来说要读完美国教授开列的书目绝非易事，但我们在图书馆看到的多数是西方学生在勤奋苦读，而我国学生却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