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童编号：1009－7902（2010）02－0016－09 1917年到1927年之间，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中心是提倡与践行“活教育”。1928年，陶行知把这段时间的文稿集结出版，名为《中国教育改造》，这可以看成是他对这个阶段的总结。陶行知提出“中国教育改造”说必须解决这样一些问题：（1）中国传统教育为什么需要改造？（2）拿什么东西来改造传统教育？（3）如何来改造传统教育？这涉及到中国教育改造论的合法性与方法论等问题。他这个时期的文稿大多是关于这两大问题的讨论。 一 中国传统教育，陶行知认为它的根本问题是“死”。这种“死”表现在很多方面。从根本处说，中国传统教育是完全脱离生活的。中国是世界上较早进入农业文明的国家。就生产技术和知识之间的关系来说，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之最大的区别是农业社会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而工业社会的复杂生产技术和管理必须以知识生产为基础。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类进入了信息化社会，知识生产本身成为核心，就迈入了所谓的知识经济社会。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了两套知识生产系统，一套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农业社会生产和工程技术知识体系；另外一套是以书面文本（主要是儒家经学系统和粉饰太平的文学系统）为中心的科举应试知识系统。这两套知识生产系统，第一套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基础，第二套服务于国家的上层建筑。 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主要依赖第一套知识生产系统，中国长期作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国家，其原因并非是因为书面知识生产系统的强大。经济学界、社会学界的专家都发现，技术变迁在生产力增长中扮演核心角色，技术变迁是生产力的函数。[1]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用这个理论解释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为什么长期占据世界首位，原因就在于传统社会的技术革新主要依靠经验积累，中国人口长期世界第一，所以经验总量也就是世界第一，相应的中国的技术革新也就位居世界第一，那么生产力世界第一也就并不奇怪。[2]虽然第一套知识生产系统是中国保持经济长期世界第一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一套知识生产系统并不受重视，甚至地位较为低下。孔子就对请教自己稼穑技术的樊迟颇为不屑，教训他去问老农。先秦以后，中国虽然是一个重农主义的国家，但是农业、工程和水利技术的相关知识在国家知识生产系统中并不占据主要地位。 相反，古代中国所重视的书面文本知识主要是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官选拔制度的，这套知识生产系统和真实的社会经济生活基本无关。愈是到帝国后期，第一套和第二套知识系统就愈不搭界，书面文本的知识生产系统就愈脱离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依靠第二套知识生产系统生活的人，就是陶行知所说的“伪知识阶级”，他们生产出来的就是“伪知识”。第二套知识生产系统不仅严重脱离第一套知识生产系统，而且被片面的神化。在中国人心目中，书本知识才是真知识，连文字知识的载体——书本也成为崇拜的对象，甚至连印有文字的一张废纸也不能随便扔掉，必须烧掉，“敬惜字纸”。学习书本知识成为最崇高的事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整个社会中，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成为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掌握经验知识和物质生产技术的农人和工匠则是社会职业分类中的“下品”，不被人尊敬，凡是有可能有条件读书的人，都试图利用科举这个社会上升渠道摆脱具体从事物质生产的职业。第二套知识生产系统，其本身除了消耗一个社会精英阶层的智力和财力的功能外，纯粹就是一个完全脱离民众生活的“伪知识”体系。 陶行知对这一点比任何人都清醒，他指出，中国的传统教育“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3]在《“伪知识”阶级》一文中，陶行知更是以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并揭示了第二套知识生产体系的运行机制。他认为知识和智慧有区别，智慧是人的禀赋，人与人的智慧有差异，但是从统计学上说大多数人的智慧程度差不多，智慧无阶级。知识是后天习得的，智慧无真伪，但是知识有真伪。他认为：“思想与行为结合而产生的知识是真知识，真知识的根是安在经验里的。从经验里发芽抽条开花结果的是真知灼见。”拥有同等的智商的人在同一条件下可以获得同等的知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各行各业都能出真知识。相反，如果不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那么这些知识就是“伪知识”。文字是知识的记录工具，书本是知识的载体。有的文字记录是真知识，有的文字记录是假知识。真假之分就在于知识中包含的经验多寡。陶行知认为，先秦诸子等能凭着自己的经验发表文字，故有独到的议论，可以说先秦诸子的知识大多是真知识。汉以后，儒学独尊，儒学知识系统里经验成分就越来越稀少，到了八股兴起，儒学知识体系中的经验成分稀薄如空气了，“至此，中国的知识真正濒于破产了。”但是，伪知识并非没有买主，中国的皇帝是伪知识和伪知识阶级的最大买主和靠山。陶行知认为，创业的皇帝大多是天才，这些人在起家的时候主要依靠的是自己的经验，依赖的是真知识。他们知道，如果别人也拥有这些真知识，他子孙的江山是坐不稳的。唯一的法子是“使天才离开真知识去取伪知识。”皇帝引诱天才进伪知识的圈套有几个法子：一、照他的意旨在伪知识上用功，便有吃好饭的希望。俗话说“只有穷秀才，没有穷举人”，伪知识的功夫做得愈高愈深，便愈能解决吃饭问题。二、照他的意旨在伪知识上用功，便有做大官的希望。世上之安富尊荣，尽他享受。中了状元还可以做驸马爷，娶皇帝的女儿为妻。穿破布烂棉花去赴朝考的人，个个都有衣锦回乡的可能。三、照他的意旨在伪知识上用功，便有荣宗耀祖的希望。这样一来，全家全族的人都在那儿拿着鞭子代皇帝使劲赶他进圈套了。倘使他不去，又必定要用“不长进”一类的话来羞辱他，使他觉得不去应试是可耻的。全家全族的力量都做皇帝的后盾，把天才的儿孙像赶驴子样一个个的赶进皇帝的圈套，天下的天才乃没有能幸免的了。[4]皇帝引诱天下天才的制度性安排就是科举考试，心直口快的唐太宗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等到八股取士制度的开始，伪知识阶级的形成乃更进一步。以前帝王所收买的知识还夹了几分真，等到八股发明以后，全国士人三更灯火五更鸡去钻取的知识，乃是彻底不值钱的伪知识了。”[5]知识真伪对皇帝来说并不重要，他只是用这种制度，用名位、权位引诱读书人进入“伪知识”的圈套，成为废人，不能与他的儿孙争雄罢了。这些读书人，极少数幸运地成了达官贵人，失败的则为土豪、劣绅、讼棍、刀笔吏、教书先生。的确，这套制度在消磨中国人的才智上很成功，中国历史上的几大朝代把这一套制度运用得很好，唐宋、明清都有几百年的统治历史；运用不好的，如元朝则就差一些。不过，世界历史进入近代时期后，中华帝国已经不能闭关锁国在一国内玩自己的游戏，鸦片战争中，一群掌握着伪知识的大清文武官吏根本不是掌握着近代知识的英国人的对手，一败涂地。不得已，只得废科举，兴学堂。但是，政权都掌握在伪知识阶级手中，他们用老八股的精神和制度来办学校，办教育，又办出了“洋八股”。新学堂完全脱离中国的实际生活和需要，还是以做官为主要目的，毕业的学生甚至还给同等的功名，“办学的苦于得不到学生，于是除供饭食发零用外，还是依旧的按着学堂等级给功名：小学堂毕业给秀才；中学堂毕业给贡生；高等学堂毕业给举人；大学堂学生给进士；外国留学回来的，赴朝考及第给翰林点状元。社会就称他们为洋秀才、洋贡生、洋举人、洋进士、洋翰林、洋状元。后来废除功名，改称学士、硕士、博士等名目，社会莫名其妙了。得到这些头衔的人还是仍旧用旧功名翻译新功名，说是学士等于秀才，硕士等于举人，博士等于翰林，第一名的博士便是从前的状元。”洋八股和老八股一脉相承，都属于伪知识阶级。陶行知指出，20世纪以后的世界是知识竞争的世界，凡是崇拜伪知识的民族，都要衰弱灭亡，个人和国家的生存都要以真知识为基础。[6]没有这种觉悟，中国就只有死路一条；唯一的道路把第二套知识生产系统和第一套生产系统结合起来，“在劳力上劳心”才是真正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