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07）06—0014—05 教育政策作为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通过对社会中各种教育利益进行选择与整合，在有效增进公平与分配教育利益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和丰富性。这也是由教育政策调整领域的复杂性、调整内容的丰富性和调整手段的多样性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政策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系统。分析教育政策的特征和变迁规律，不但要将教育政策作为一个结构整体进行界定，还要对教育政策结构的基本模型展开分析，进而揭示教育政策变迁的机制和方式。这对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教育政策的特征，揭示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在理路，推动教育政策为社会和人的发展服务具有积极意义。 一 教育政策“必须同时既是结构性的，又是生成性的”[1]。对教育政策的结构分析既要体现其整体性、系统性和功能性，也要体现其生成性、动态性和变化性。诞生于上个世纪后半期的西方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反实证主义的科学结构理论为我们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分析教育政策提供了崭新的思路。西方制度经济学和政策科学所揭示的政策变迁和演进的有关规律和机制，为我们从动态的角度分析教育政策的变迁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结构主义哲学认为，在对复杂现象的研究中，可以将对象分为若干个部分，然后重新组合，以引起整体性的变化。无论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社会学、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还是皮亚杰的认知结构心理学，都扩展和丰富了结构主义思想。索绪尔从结构的角度对自然语言和人类语言的研究为所有现代结构主义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列维·斯特劳斯从人类学的角度，将人类本性置于文化变迁的背景之中，并把他们看作一个抽象统一的结构，来统摄具体可见的变异现象。在《文化人类学》一书中，他在分析神话为什么会被反复重述的原因时指出，“那么答案就很清楚了：重复的作用是为了显示神话的结构”[2]。尽管他们的研究也给后现代解构主义提供批判对象，但这种批判恰为结构主义反思自身并不断发展提供了生机。从总体上看，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总是置身于特定的背景之中，并受制于这个背景和在此背景下其他现象的制约和影响。教育政策作为一种具有结构特征的社会现象，必然与政策产生的社会背景相伴相生。按照结构主义理论的“结构”与“事件”的关系，如果把社会看成是一个结构，教育政策就是这个结构的一个事件；同理，教育政策作为一个“结构”，其内部必然有着无数的具体“事件”。因此，以结构主义为视角，分析教育政策在错综复杂的“结构”和“事件”中的变迁特点和变迁规律不失为政策分析的一个合理尝试。 如果说西方结构主义哲学对结构的研究立足于结构内部对象、事件、要素的关系和功能，关注的是结构内部的变化和生成特点，那么同一时代在西方出现的以库恩、拉卡托斯为代表的反实证主义哲学所提出的科学发展的动态结构理论以及科学纲领的进化和退化理论为我们从结构变迁的角度分析教育政策打开了新的思路。尤其是对解释不同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时期教育政策变迁的原因和动力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库恩从科学共同体的角度，将科学的发展与进步看成不同范式的更替。他认为，科学的“一切危机都随着新范式的出现及其被接受而宣告结束”[3]。拉卡托斯在库恩科学范式更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的结构理论，认为任何科学研究纲领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理论系统，一般都由四个互相联系的部分组成，即内核层、保护带、反面启示法、正面启示法。科学的进化和退化的结果是保护层和反面启示法、正面启示法对内核层失去保护能力所致。“正是这一辅助假说保护带，必须在检验中首当其冲，调整、再调整甚至全部被替换，以保卫因而硬化了的内核。这一切如果导致了进步的问题转换，那么一个研究纲领就是成功的；如果导致了退化的问题转换，它就是失败的。”[4] 库恩在论述科学革命的结构时，还将科学革命比喻为政治革命，认为两者有很大的相似性。同理，我们也可以把政策变革比喻成科学革命，并认为两者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拉卡托斯所揭示的科学研究纲领的变化，实质上也就是科学研究的结构变迁。这种结构变迁既受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与内部要素的“自组织”相关。教育政策作为一个整体性结构，其发展、变化和创新从根本上表现为一种结构的变迁。这种变迁既遵循着自身内在的规律性，体现着政策本身的变迁需求；也表现为因受外部社会因素的冲击而“身不由己”的被动变革。我们可以借鉴“科学革命理论”分析框架中的合理成分来分析教育政策的演进与变迁，将不同类型和范式的教育政策进行结构分层，以探求和揭示教育政策变化的规律和机制。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不但将制度看成是一种“结构”和“游戏规则”，而且提出了“路径依赖”的概念，为制度变迁的机制做了动态的分析。认为制度提供了人们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和构成了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文的开篇就指出，将从结构的角度解释经济史的变化和发展规律。“这种研究集中于两个关键的而被经济史学所忽略的问题：建立有关经济结构的理论解释这种结构的稳定与变迁。”[5] 在另一本书中他还讨论了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对制度具有的守旧与创新的双重作用。诺斯认为，路径依赖既可以使一个国家沿着正确的道路去形成良性循环，也可能循着旧有错误的路径滑下去，甚至被锁定在低效状态陷入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并认为，路径依赖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原有制度下形成了一些与这一制度共存共荣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总是努力去维持和强化现有制度，使它沿着既定轨道持续下去。二是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和制约。政策变迁必然包括路径依赖与路径创新两种方式，教育政策的演进也必然是承续性和创新性的统一，既体现了对传统的继承，也表现出对历史的超越。研究教育政策的变迁就需要从路径依赖和路径创新两个维度开展分析，以把握政策变迁的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