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12)06-0015-06 修回日期：2012-05-08 教师行动研究的根本旨趣是消融理论与实践的对立，让教师真正成为“研究者”。然而，由于行动研究长期以来深陷实证主义哲学的窠臼，教师对研究仍然充满畏惧感、陌生感。正如行动研究的领军人物艾略特(John Elliott)所言：“总是有一种危险的倾向，即把教师仅仅看做是帮助其他人收集资料的工具”。[1]晚近以来，西方学术界开始对行动研究进行理论重建，其中最重要的方向是实践哲学的进路。 一、超越科学模式的窠臼 英国学者普林(Richard Pring)指出，源于实证哲学的“科学模式”在西方的教育研究领域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教育研究被视作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支，强调采用“科学”的方法去获致普遍性的规律。“在有关教育研究的教科书介绍中，科学模式被认为是教育研究最恰当的一种模式。”[1]教育研究类教科书对“研究”的定义也主要是从科学模式出发进行理解。中国的情况也基本类似，例如我们把教育研究称之为“教育科学研究”，并建构了一系列相关的科学话语，如“教科所”、“教育科学规划”，等等。 然而，科学模式主导下的行动研究却面临着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难题。从理论层面看，教育行动研究面临着难以“科学化”的难题。科学范式所强调的客观性、中立性、精确性、可操作性，容易使研究工作异化为复杂高深的专业技术，从而远离一线教师的工作实际。更重要的是，当研究成为“冰冷”的专业技术时，教育活动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与生命意识就容易被遮蔽。正如普林指出的， “科学模式根本上是不恰当的”，“‘人’不是‘科学的主题’”。[1] 从实践层面看，自20世纪以来，行动研究之兴起、消沉到再复兴的历史，也证明科学模式在行动研究中之日渐式微。英国知名教育学者卡尔(Wilfred Carr)教授对行动研究的历史进行了梳理，他认为行动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而且这两个阶段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论基础。第一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兴起于美国，并且深受自然科学实证研究范式的影响。但是由于行动研究很难迎合科学方法论的规范，最终在科学研究领域被边缘化并迅速消沉。第二阶段则始于20世纪70年代，发端于英国。卡尔指出，英国版本的行动研究不同于美国版本，其之所以能够复兴，主要应归结为自觉摒弃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卡尔还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行动研究复兴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基本的脉络就是重新开启了亚里士多德以来实践哲学的传统。[2] 二、实践哲学：一种可能的理论视角 从哲学渊源看，科学范式与实证主义根源于西方哲学中传统的理论哲学，而实践哲学则具有与理论哲学完全不同的思想渊源，并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脉络。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了实践哲学的命题，但是西方近代科技的勃兴却忽视了亚氏的主张。直到20世纪，随着胡塞尔对欧洲科学危机的分析和回归生活世界的呼吁，实践才重又进入思想的视野，并日益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分别对实践进行了现象学、解释学的分析，奠定了现代实践哲学发展的基础。而晚近以来，西方科学哲学也正在发生实践转向，并形成了以劳斯的科学实践解释学、哈金的新实验主义、拉图尔的实验室研究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等为代表的多种研究进路，推动了当代科学实践哲学的蓬勃发展。[3] 实践哲学的倡导者们虽然思想各异，[4]但是在如下三方面却保持着基本的共识。正是这些共识，展现了实践哲学与行动研究内在的紧密关联。 首先，实践哲学倡导实践优位。实践哲学把研究看作是一种实践活动，认为行动者的行动及其意义必须在实践语境中才能理解，甚至“理论”也必须从实践的角度进行意义重建。与此相反，传统的理论哲学却主张剔除实践的具体情境去寻找抽象真理。在理论哲学中，实践及其复杂性、特殊性是被遮蔽乃至摒弃的。很明显，理论哲学的旨趣并不同于行动研究，因为行动研究的基本精神是改善我们行动的质量，因此，对行动、实践的探寻原本应该成为行动研究最重要的理论基础。而实践哲学正是把实践作为研究的中心问题。亚里士多德就主张实践哲学不应“以静观、以理论为目的”，而应该探讨“行动或应该怎样去行动”。[5]伽达默尔则强调实践“处境”在理解和诠释中的中心地位，我们的“处境”蕴含着我们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前见，我们只能在处境之中来思考，而不可能站在处境的对立面来旁观。处境形成了我们特定的视域，处境“首先规定了：哪些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值得探究的，哪些东西是我们研究的对象。”[6]劳斯则对传统的“理论优位”的科学观进行了批判。他主张把科学理解为实践活动的领域，而不是静态的命题网络，并用实践解释学的观点来重新理解科学发现、科学理论与科学辩护。 其次，实践哲学强调实践理性。亚里士多德最早区分了三种理性，即实践理性、理论理性(如自然科学研究)和技术理性(如工匠的制作)，并强调人类社会实践(如伦理、政治、教育等)需要实践理性的指引，而不是以科技理性简单取代实践理性。这是因为实践理性具有与科技理性完全不同的特点。首先，与理论理性相比，实践理性指向的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具体的事务。他以“善”为例进行说明，认为不可能有抽象的“善”，“善”一定是具体的(诸如荣誉、明智、快乐等)，并且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其次，与技术理性相比，实践理性指向的是事先无法预设的事物，体现的是我们行动中的机敏与判断。例如，工匠的制作可以事先预设，但是教育的过程却是无法全然预设的，真实的教育活动一定充满着无限的生成性与不确定性。伽达默尔则通过开启实践的解释学向度，进一步反对科学方法在实践领域的滥用。正如他在《真理与方法》导言中所说：“本书探究的出发点在于这样一种对抗，即在现代科学范围内抵制对科学方法的普遍要求。”[6]在伽达默尔看来，实践理性表现为诠释学探究。劳斯则发展了海德格尔关于“寻视性关注”的思想，认为科学活动始于对研究机会的评估，而这种机会性寻视正是实践理性的具体表现。根据实践哲学的观点，行动研究应该根植于实践理性，但是教育研究领域长期盛行的却是理论理性，即对某种可推广性的、普适性的知识的盲求。这种理性的错位必然带来教育行动研究的诸多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