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12)03-0003-09 “兴趣”(interest，日语称“典味”)是人皆有之、较为常见的一种心理现象，对学习、教育、工作、生活都发生着重要而奇妙的作用。它是很多人也是哲学家、教育家和心理学家感兴趣的话题，由此还出现了种种的“兴趣说”，其中教育的兴趣学说最为有名。麦克默里(C.A.Mcmurry，1893)说过，兴趣是一种独特的情感概念，“兴趣原理”(principle of interest)是西方教育理论史中最引人瞩目的情感理论，它给学校教育提供了一种新的判断标准，并开拓了一个新天地。[1]当这种学说迁移到课程领域时，便形成了以儿童兴趣为取向的理论观点，以儿童为本位、注重心理研究的教育家大都强调于此。 纵观教育的发展，知识学习、分科课程、学科教材、教师讲授始终是学校课程与教学的主流和正统，然而对传统的挑战和与主流的冲突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教育革新家们始终不断地探索着经验学习、活动课程、教材联络、自主发现，他们十分关注儿童的天性禀赋和个性发展，强调学习者的兴趣需要在各年龄段的兴趣爱好。坦纳夫妇(D.Tanner&L.Tanner)在《学校课程史》(1990)中曾将“兴趣说”与“儿童中心学校”、“活动教学”一起列为“课程思想与实践的冲突”的最重要问题。[2](161)史密斯(B.O.Smith)也认为，教育史关于课程编制和教材选择有五大准则或派别，即“系统知识”、“历史尚存”、“生活效用”、“兴趣需要”、“社会发展”。其中“兴趣需要”准则以学习者兴趣与需要为着眼点，强调凡符合其兴趣需要的教材均为好教材；广而言之，凡能帮助学习者个人实现其目的及解决其问题的教材，均为可选的教材。[3](270)鉴于兴趣与课程专题研究的空白、现实中发展兴趣课程的需要，本文拟从历史视角对西方以往有关兴趣课程的思想观点做些初步的概述和简评，以期对关心课程教材教法的同仁有所帮助和启发。 一、兴趣课程观的历史沿革 巴格莱(W.C.Bagley，1938)指出，“强调兴趣、自由、目前需要、个人经验、心理组织和学生主动性的理论”，从古希腊教育开始有着漫长的历史，“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些理论日益加深……今天，这些理论如此大量地被明确地表现在各种运动里。”[4](155)兴趣课程观的产生和发展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些理论演进的概貌，也折射出课程论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一)早期的兴趣课程思想 文艺复兴时期，为抗击中世纪教会以宗教神学为核心、狭隘的脱离世俗的教育内容，人文主义教育大大拓宽了课程范围。当时知识还不发达，学科还不健全，于是便出现了夸美纽斯“百科全书式”的课程体系——“在那里可以学习当前和将来生活上所需要的一切学科”，并且其“泛智课程”中就有一种专门的“兴趣作业”。[5](42，48)虽然它只是辅助性的次要课程，但毕竟使“兴趣”第一次走进了课程设置的殿堂。洛克为培养“绅士”也罗列了一大堆学科，但他最看重的品质却是德行、智慧、礼仪，之后才是学问或知识，而且是“最需用、最常用的事物”。[6](88)在他看来，学生学习的任务不在于全学或多学，而在于会学、爱学和养成良好品行。 卢梭与夸美纽斯、洛克一样批判经院主义，信奉自然教育，但其课程教学组织和形式却走上了极端的儿童中心主义和兴趣主义，这使他既声名远扬又颇受争议。卢梭轻视学科教学和人类文化遗产的系统学习，主张儿童要学有用的、能理解的和真正属于自己的知识，认为培养兴趣、学会学习远比教给他各种知识重要得多，强调的只是学习者的自发性、积极性、活动性。可以说，“兴趣”这个词以及“兴趣原则”都是被卢梭首次作为一个主角登上教育大舞台并一举成名的，从此这个“新星”受到了许多教育革新家的追捧，正如“进步教育之父”帕克(F.W.Parker，1894)所说：“后来的教育家，大概从卢梭所说的兴味上发端，把他根据本能的教学理论，渐渐推行到实地教学上去。”[7](55) (二)兴趣课程观的形成 19世纪“教育心理学化运动”实质上是要将教学目的、内容、方法心理学化，也催生了兴趣教育理论及兴趣课程观的形成。其标志是：赫尔巴特首次在把教育学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同时，形成了西方近代最系统、最深刻、最具影响力的兴趣学说；又以“兴趣的多方面性”为标题阐述了他的课程教学论，尤其是以兴趣类型为依据设置了普通学校的全部课程。这样一来，所谓代表“传统教育”的赫尔巴特竟然将完整的课程体系建立在兴趣分类的基础上，在他看来，人生成了各种兴趣，不同类型的兴趣反过来又被用于划分课程，教育史上首次正统、经典的课程结构的基础竟在于对兴趣结构的分析。对此，赫尔巴特学派予以继承和发扬，进一步把兴趣说看做教学论的中心原理，以兴趣法则指导课程教材选择，还出版了《兴趣及其与教育学的关系》(1899，奥斯特曼)、《兴趣与教育：兴趣学说及其具体运用》(1902，德加谟)等一系列著作。这些不仅流行于欧美教育界，而且对中国乃至日本教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