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究竟是“一种行动计划或理想目标的声明”、[1]“是一种解决问题或改良问题的策略”、[2]是为了“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教育任务而制定的行为准则”，[3]还是“有关教育的权力和利益的具体体现”、[4]是“对权力、权威和价值的重新分配”，抑或是“同社会、文化和经济生产与再生产等更广泛的结构过程相互作用”[5]的结果。人们有关教育政策概念的莫衷一是，与其说是概念本身的模糊不清，还不如说是概念内涵所代表的不同认识旨趣或意图所衍生的分析视角的多维性。在国际教育政策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追踪到基于旨趣变迁的教育政策研究的发展线索。20世纪50年代以前，受传统政治学的影响，教育政策研究更偏重对政治活动的制度规范、外在形式、组织构造与运作效能进行政治学、行政学的分析，研究的“话语模式是国家中心和行政机关中心”，[6]“研究的焦点在于政治构造、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7]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受经济分析研究的影响，教育政策研究更加关注政策运作的“功能过程和行为过程”，[8]旨在寻求有效实用的政策方案、关照政策运作效率和辅助政府决策、偏重科学实证的方法和可靠的计量和社会调查。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教育政策研究开始从功能实证主义转向对教育政策的解释性与批判性理解，教育政策研究更注重多元主义和多学科的阐释性研究，以探索教育政策超越政策问题及文本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政策研究是更多地偏向“以分析的、问题解决的范式为导向的”工程或工艺的模式，还是偏向用“多学科的理论来解决政策难题”[9]的学术导向，同一定时期教育政策研究的旨趣相关，不同时期教育政策研究所唤起的形象和被赋予的意义的差别，直接影响着教育政策研究的基本内涵、内容取向与研究范式。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分析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旨趣变迁，追溯其发展变化的历程及特征，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约定当下教育政策研究的内涵与范畴，更能够为拓展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未来空间提供基本的共识与平台。 一、三十年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旨趣变迁 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历史并不长，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教育政策研究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而生”，[10]见证了我国教育改革和教育政策不断调整的历程。应该说，我国教育政策研究自发生之日起，就同教育改革具有天然的联系，这也形成了我国教育政策研究指向教育改革实践、服务于政策决策，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实用主义特征。接下来，我们从教育政策研究历时发展的角度，探讨我国教育政策研究所经历的研究旨趣的转变，并具体地分析这些转变对一定时期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内涵、内容与研究取向的影响。 (一)第一个十年：政府管理取向的教育政策研究 我国教育政策的研究是以20世纪80年代服务于教育战略规划的政策研究为开端的。1979年、1983年和1987年召开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拟定了《关于科学发展规划纲要》及其补充意见，明确提出了设立教育政策研究的科研课题，并将其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规划，其中对重大实际问题进行应用性研究的教育政策研究课题占总课题数的64％。[11]从那时开始，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发展的催生物，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开始兴起。 这一时期的教育政策研究具有鲜明的政府管理取向，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这一时期把教育政策研究更多地定位于是政府这一社会公共权威为实现教育改革、解决教育问题而进行的管理行动。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国教育政策研究从一开始就有较强的行政参与和政府导向的倾向，教育政策研究被看作是政府发挥其教育管理职能的一种具体体现。二是由于政府对教育政策研究具有较强的规定性，在研究内容的选择上也更多地聚焦于国家教育改革发展战略中的重大现实问题，通过政府机构确定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为政府的教育政策导向提供智力支持。三是研究旨趣上的“为政策”的导向，即研究着重于“拥护政策方向、提供决策信息和政策调控与评价”，并具体服务于教育战略规划的制定与实施，使得这一时期的教育政策研究偏重于加强政府管理的作用，即“通过研究来改变和改进政府行政实践”、“寻求政策问题解决的办法”，[12]因此，在方法取向上更多地侧重于寻求政策因素、策略方法的应用性和规范性研究。 除了政府主导的服务于教育战略规划的应用性政策研究以外，80年代的教育政策研究中也有涉及对中外教育政策的一般性介绍，对我国教育政策改革进行的宏观的评论性研究，以及少量的对具体教育政策内容及其运作过程的描述性研究，如吴畏的《纵谈我国的教育政策》(1988)、马超山等的《教育决策论》(1988)和岳超源的《教育系统决策》(1988)等。这些研究以教育政策内容及其过程为主要对象，大部分是对教育政策内容及其过程的经验性描述，虽然这一阶段的研究并未形成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一般理论认识和研究基础，但是却为后一阶段的学科科学取向的教育政策研究提供了线索。总的来说，20世纪80年代我国教育政策研究更多地来源于政府命令、服务于政府决策和解释政府政策问题，研究人员、内容与方法都受到政府管理取向意识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