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后期书院教师行为与角色演变探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胡青,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南昌 330022);黄漫远,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教师(南昌 330000)。

原文出处:
广东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明初书院教师笃信朱学,强调个人道德躬践的群体特征,明中后期开始王守仁后学书院教师们的面向平民,面向社会,面向生活的角色转变,探讨这个时期教师行为与角色演变的学术原因及其历史意义,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2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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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B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2012)02-0085-06

      明中后期是指16世纪初至17世纪初约120年的时间,此时的中国社会,通常被认为是古代社会开始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前期。这一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烈,人民反抗此起彼伏,边患不断,各地藩王反叛时有发生,封建统治秩序因大批自耕农的破产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受到冲击。此时,程朱理学的反动——王守仁心学出现在历史的长河,而心学赖以传递、传播的书院及其教师们,以其鲜明的风格、独特的行为方式和深刻的认识为这个时期文化教育的转型提供了动力,在中国教育史、学术史上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与深刻的启示。

      一、明前期书院教师开始注重在日用间做修养功夫

      明初程朱理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一批书院大师虽然尊奉程朱,但并非徒守吟诵,他们在强调“体认”、“静观”、“践履”的同时,尤其重视在日用间做修养功夫,这就为程朱理学的改造注入了新意,为日后风气的巨变奠定了基础。

      江西崇仁吴与弼是黄宗羲《明儒学案》开篇的教育家、思想家。吴与弼为学“大要在涵养性情,而以克己安贫为实地”①不但讲求静观修养,而且强调躬行践履,甚至力行耕读相兼。据记载,吴与弼曾在“雨中被蓑笠,负耒耜,与诸生并耕,谈乾坤及坎离艮震兑巽于所耕之耒耜可见,归则解犁,饭粝蔬豆共食。”②

      吴与弼的学生胡居仁两次掌教白鹿洞书院,殁后以布衣荣获配享孔庙的殊荣。他制定的《续白鹿洞书院学规》是该书院仅次于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的重要教育规则。该学规要求“诸君在洞者”“虑心一意,绝其杂虑,而于圣贤之书,熟读、静思、明辨,反之于身而力行之”。要求学生“正趋向,以立其志”,“主诚敬,以存其心”;“博穷事理,以尽致知之方”;同时也提倡“审查几微,以为应事之要”;“克治力行,以尽成己之道。”要求学生“于日用之间,凡一事一物,必精察其理;一动一静,必实践其迹。”“所学在我,而于酬应之际,以天下之理,处天下之事,必沛然矣。”③胡居仁师从吴与弼后,不问世事,一心侍奉双亲,聚徒教授,不因贫困移志辍学。

      吴与弼的另一位弟子娄谅也深得笃行之道,以致扫地一类小事,也必亲自动手,不靠仆人。还有吴以弼弟子陈献章则主张在“日用间随处体认天理,著此一鞭,何患不得到古人佳处也。”④

      在日用间做修养功夫是中国古代教育有价值的修养方法之一。孔子提倡力行的修养原则,所谓“力行近乎仁”,这个传统为吴与弼、胡居仁、娄谅、陈献章等一批学者继承发扬,他们在恪守程朱之道的同时,特别注意用圣贤言语来体验日用工夫,甚至在生产劳动中体认道理。

      然而上述行为,毕竟还是局限在与书院有关的学者,他们从事教育的小陂书院、白鹿洞书院、小庐山书院等等,并没有将“日用工夫”的教条扩大到社会。他们的教育对象还是书院内部的弟子,并没有面向更广泛的社会民众。即便如此,重视在日用间做修养功夫的行为特点却为明代中期的风气转变打下了基础。

      二、明中期以后书院教育更加面向平民、面向生活

      明中期书院教师行为与角色发生了重大的演变,涉及教育的三个主要方面,即教育对象、教育内容和教学场所。

      首先是从精英教育到倾力平民教育。儒学自先秦开创以来,就具有社会化、平民化的特色,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其实质是不分贵贱、贫富、地域和种族,人人都可以入学接受教育⑤。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使得教育活动扩展到了民间,对儒学平民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明代中期,社会在动荡中孕育着思想的多元化,行将易代的末世之风带动着思潮的变动,王阳明之学凭着“致良知”等通俗易懂的理论为广大下层百姓所接受,冲击着长期高居庙堂的精英教育。对于阳明心学产生的原因,学界多趋向于认为是程朱理学的僵化和明中期政治的腐败⑥。本文认为,王学的产生和兴起,除了上述两个原因之外,儒学平民化发展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自宋以来,儒学发展追求精英发展已逾数百年,延及明代中期,精英儒学已经不再能满足普通民众个体觉悟和个体精神提升的需求,而王学的适时产生,可以说是符合时代和学术发展的双重需要。书院教师在这个进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陈献章开启了儒学平民化的先声,他从吴与弼处南归回乡,“杜门却扫,潜心大业,道价响天下,建小庐山书院讲学,四方学者日益众……(献章)自朝至夕,与门人宾友讲学,论天下古今事”,“浮屠羽士,商农仆践来谒者,先生悉倾意接之,有叩无不告,故天下被其化者众。”新谷上市,童叟共欢,邻人相遇,笑谈忘时,自然恬淡朴实,与百姓打成一片。⑦明代中后期的江右王学,教育对象平民化的倾向则更为明显:江右王学学者邹守益退职家居,立书院,建祠宇,广乡约,以讲学善俗为事,他还竭力支持地方官方田均赋,恤灾赈饥,修桥梁,建义仓;欧阳德,居家孝友,集子弟教以礼义,又为立保,以便互相救助;罗洪先,居家不仕,末年尤以成人材,厚风俗用为任,尊贤容众,嘉善矜愚,无论贵贱贤不肖,接者无不醉心其教。⑧

      然而与百姓更为亲近,将教育对象更倾力于百姓的是泰州学派。王艮是泰州学派的创始人,他始终与社会下层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在他著名子弟中,林春出身佣工,朱恕是樵夫,韩贞是陶匠,此外还有田夫、商人等各种阶层的学生。侯外庐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中称:“在此之前,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儒学学派能像泰州学派这样重视平民教育的。”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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