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教育活动史研究,构筑教育史学新框架

作 者:

作者简介:
周洪宇(1958- ),男,湖南衡阳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教育史理论及教育政策研究(湖北 武汉 430079)。

原文出处: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长久以来,教育史学研究均以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为研究对象,忽视了对教育过程中人的活动的研究,使得教育史学研究由于缺乏教育活动史研究这一前提,变成了一门“只见物不见人”的学科。教育活动史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以各种方式参与教育过程并进行互动的历史,是影响人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发展过程的关键性因素。教育活动史是起源、前提和基础,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是派生物和结果。因此,研究教育史,必须研究教育活动史。教育活动史的研究应该用感性的文字表达理性的思考,用逻辑的思维解读历史的文本,用翔实的史料还原过往的教育活动,用叙事的语言构筑多彩的教育世界。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2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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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2)03-0096-06

      一、为何应研究教育活动史

      长期以来,各种权威教育史学论著都告诉人们,教育史学是研究教育历史及其规律的学科,其研究对象就是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这样说对吗?当然不能说完全错误,但细究下来,是不准确、不全面、不科学的。笔者认为,这种说法遗漏了教育史学研究的另外一个甚至更为基础、更为重要的对象,那就是教育活动史。如同教育学不研究人们的教育活动,就无法进行一样,教育史学不研究人们的教育活动史,再怎么研究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也缺乏前提和基础,只能是一门“只见物不见人”的教育史学。

      教育活动史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以各种方式参与教育过程并进行互动的历史,是影响人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发展过程的关键性因素。它既是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的起源,又是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还是连接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的中介和桥梁。教育活动史与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构成一种倒三角关系,教育活动史是起源、前提和基础,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是派生物和结果。没有教育活动史,就没有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三者相辅相成,三足鼎立,缺一不可。离开了教育活动史,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有如无源之水,难以维持,又如无桥之岸,无法沟通。因此,研究教育史,必须研究教育活动史。

      其实,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第一代教育史学者就在他们的著作里明确指出了研究教育活动史的必要和可能以及途径和重点,如王凤喈在其被列为教育部部定大学用书的《中国教育史》第一编“绪论”中明确指出“教育史为记载教育活动之历史”,研究教育史,不能孤立地研究历史上的教育活动,而是应与政治制度、社会思想及至社会之全部相联系、比照来进行,应将教育史放到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去研究[1]2。而陈青之在他那本列入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的《中国教育史》中也写道“教育史之内容,包括实际与理论两方面,教育制度、教育实施状况及教育者生活等等,属于实际方面;政府的教育宗旨,学者的教育学说,及时代的教育思潮等等,属于理论方面”[2]编前语1。雷通群在其《西洋教育通史》中更强调,教育事实“包有两种要素,其一为教育理论方面,其二为教育实际方面。前者是关于教育理想或方案等一种思想学说,此乃构成教育事实之奥柢者,后者是根据上述的思想或学说而使其具体化者,如实地教学、教材、设备、制度等均是……此等理论或实际,若为某教育家所倡导或实施时,须将其人的生活、人格、事迹等,与教育事实一并考究”[3]2十分清楚,陈、雷两位此处讲的“教育实际”,不仅包括了教育制度,而且也包括了教育实施状况与教育者生活,以及人的生活、人格、事迹等,而这些正是典型的人的教育活动。对其作历史的研究,正是教育活动史研究。

      颇堪玩味的是,或许是当年的教育史学者在具体研究和表述时,仍然习惯采用源于传统的“知与行”范畴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际”两分法,而对“教育实际”的表述又多用于教育制度,而少用于教育实施状况与教育者生活,以及人的生活、人格、事迹等。因此,后继的教育史学者渐渐无形中将“教育实际”的内涵逐步窄化,最后趋于混淆和消解。久而久之,沿袭下来,以至于习焉不察,司空见惯,使得学术界(包括迄今为止那些有代表性的各种教育史教材、通史和权威学者的专著)仍通常认为,教育史学就是研究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制度史,而不包括教育活动史。教育活动史不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它就囊括在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制度史之中。研究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就是研究教育活动史。这种忽视教育活动史研究,只注重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研究的做法,将教育活动史混同于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之中,导致“只见物不见人”,无疑是过往教育史研究极大的缺陷和不足,也是长期以来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研究大多流于平面和肤浅,无法形成立体多层动态研究,难以真正深入、取得实质进展的根源所在。

      如果进一步细究,除了上述学者们“理论与实际”的思维两分法和对“教育实际”认识的逐步片面化、笼统化原因,可能还与研究教育活动史需要的具体过程和细节史料极为缺乏难寻有密切关系,毕竟绝大多数学者的心理都是“趋易避难”。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既然如此,为何不放弃研究相对困难的教育活动史而从事相对容易的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制度史了?

      倘若我们不再将自己的眼光局限于国内教育史研究领域,而是拉开视野,转换角度,放眼国际学术界,就会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国际历史学界已发生了研究对象与研究方式的新变化,“新史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即由注重研究精英的思想和国家的制度转向研究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由包罗万象的宏大叙事转向具体细微的微观叙事。作为新史学新发展具体体现的是以意大利史学家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erg)等人为代表所倡导的微观史学的兴起,以及受其影响而兴起和发展的德国的“日常史”、法国的“日常生活史”和英国的“个案史”研究热潮。这些史学新潮,尽管各自的研究方法并不一致,但是作为一种研究趋势,有其明显的特点,多是以研究人们的日常生活为重点,通过历史资料的重新挖掘和整理,运用大量细节的描述,深入的分析重建一个微观化的个人、家族或是小区。他们的研究,虽然是具体的或者局部的,但是这种具体的结论有助于加深对整体结构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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